《最後一課》是一部關於教育、思辨與時代變遷的紀錄片。它的主角是羅伯特・萊許（Robert Reich），一位曾擔任美國勞工部長、暢銷書作家、長年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教授。2022年，萊許結束了他在柏克萊17年的教學生涯，而這部紀錄片，就聚焦於他教學生涯的最後一學期。表面上，它是關於一門課程——關於財富不平等的課程；
片中萊許在講堂中談論當前社會的財富分配失衡，這個議題已經成為今日社會討論中最高頻的詞彙之一。但電影的重點並不在於他講了多少學術知識，而是在於他「怎麼教」，以及「為什麼教」。他的聲音溫和但有力量，他知道如何用最簡明的語言去解釋複雜的經濟現象，也懂得怎樣用自嘲來拉近與學生的距離。比如他會調侃自己的身高（他患有一種名為多發性骨骺發育不全的侏儒症），甚至還出版過一本書名叫《我會很簡短》（I’ll Be Short）。幽默之餘，他傳遞的，其實是一種接受自己的坦誠態度。
在影片開頭，有一幕是萊許準備上鏡時對攝影團隊說：「這種事我做過很多次了。」這句話語帶玩笑，但也一語道破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他的電視紀錄片、演講、書籍遍佈美國公共空間，這樣的形象，其實讓人聯想到像是卡爾・薩根（Carl Sagan）那樣的知識型傳播者——不只是學者，更是讓知識進入大眾生活的橋樑。
然而，電影真正讓人動容的地方，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的脆弱。當他問劇組是否可以邀請過去的教學助理參加自己的退休派對時，語氣中竟流露出一絲不安，好像害怕沒人會來。結果，那天來了許多助教，橫跨了四十年、來自好幾個州。他們不是為了禮貌而來，而是真心想和這位曾經啟發他們的人道別。這種場面，讓人不禁想起《死亡詩社》裡那句經典的「噢船長，我的船長！」但這裡沒有戲劇化的演出，只有一位年邁的老師，收穫著自己播下的種子。
與此同時，萊許的講課也透露出一種對時代的哀愁。他在片中回憶自己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勞工部長的經歷，談到自己與共和黨議員——特別是已故的懷俄明州參議員艾倫・辛普森（Alan K. Simpson）——之間的友誼。這樣的政黨之間的交情，放在今天顯得幾乎不可能發生。辛普森在當年是共和黨人，但他的某些立場，比如對墮胎權的開放態度，如今看來更像是中間派民主黨人。從某個角度來說，萊許仍然停留在一個較為理想化的年代，他相信溝通與共識，而不是如今政治極化的現實。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他才特別在意學生的心態。他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帶著一種宿命論的絕望情緒。他問學生：「你們真的覺得這是最後一代人了嗎？」許多學生點頭。有人甚至坦言，他們不覺得這個世界還能長久存在，至少不會以現在這種形式。這種悲觀，對一個終身致力於公共事務的人而言，是難以接受的。他說：「悲觀是可以的，但犬儒主義不行。」這句話，道出了他的信念核心：即便我們知道困難重重，但仍有責任相信、行動、教導下一代。
說到這裡，不免讓人想起另一位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東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她曾說：「我寫作，不是因為我有答案，而是因為我有問題。」萊許的教學，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態度的延伸。他不是在灌輸，而是在與學生共同探問。他不怕展示自己思考的過程，也不掩飾自己的困惑。他鼓勵學生懷疑，但不是放棄。他希望他們思辨，但不是冷漠。
電影中的萊許，外表沒有一絲名人風範。皺巴巴的襯衫、亂蓬蓬的頭髮、從眉毛伸出來像貓鬚一樣長的白毛，讓他看起來更像是一位沉迷書本、不問塵世的老學者。但他在教室裡的存在感，卻像是一道光。不是耀眼的聚光燈，而是溫暖的黃光，點亮了學生們心中尚未熄滅的好奇與希望。
《最後一課》沒有宏大場面，也沒有煽情配樂。它的節奏甚至可以說是緩慢的。但正因如此，這部片才顯得誠懇、真實、有溫度。它不只是為了紀念一位教授的退休，更是對一整個正在消逝的公共教育理念的告別——那種相信知識可以改變社會、相信學校是一個對話與思辨的場所的理想。
在這個資訊爆炸、真假難辨的年代，像羅伯特・萊許這樣的老師，其實已經越來越少。他的「最後一課」，或許不僅是他職涯的終點，也是一種時代精神的告別。而對於仍願意去相信、去學習、去質疑的人而言，這堂課，也許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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