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l the Jockey》是一部很難輕易歸類的電影。它披著喜劇的外衣,卻交織著犯罪、荒誕、靈魂自省,甚至帶有一絲浪漫氣息。導演路易斯・奧爾特加(Luis Ortega)繼2018年《天使》之後,再次交出一部視覺風格強烈、主題令人著迷的作品。這一次,他把鏡頭對準了一位墮落的賽馬騎師——雷莫・曼弗雷迪尼(Remo Manfredini),由納韋爾・佩雷斯・比斯卡亞特(Nahuel Pérez Biscayart)飾演,那雙因為虹膜異色而顯得格外空洞的眼睛,像是在看不見的未來中尋找出路。
雷莫的生活早已陷入毒品、酒精和迷幻藥交織而成的混亂當中。影片一開場,那杯封在玻璃杯中的香煙煙霧、氯胺酮與烈酒的混合,就像是他人生的縮影——令人上癮,也慢慢腐蝕。他早已無法清醒地比賽,而他的贊助人西蕾娜(由墨西哥演員丹尼爾・吉梅內斯・卡喬飾演)則像掌控命運的買家,不惜一切代價要他在一場大賽中拿出成績,甚至從日本高價購入良馬為他打造復出舞台。電影裡有一幕印象深刻:一群身穿緊身賽服的女騎師們在電子音樂節奏中熱身,那一刻更像一段迷幻的MV,性感又陌生。而鏡頭一轉,雷莫正逐漸跌入深淵,接著是他與懷孕妻子阿布莉爾共舞的畫面——他在墜落,她卻在成長。阿布莉爾(由西班牙女演員烏蘇拉・科爾維羅飾演)本身也是一位優秀的騎師,同時愛著另一位女性。這段看似混亂的婚姻關係,其實藏著一種近乎詩意的忠誠:她對雷莫仍懷深情,即使真正的愛已轉向別處。
雷莫這個角色的變化,是整部電影最迷人的部分之一。比斯卡亞特的表演可說是「消失式」演技,他從一開始那個失魂落魄、瀕臨崩潰的失敗者,逐步蛻變成一個自帶光芒、姿態撩人的存在。到了影片中段,他穿著浮誇大衣、頭纏繃帶、拎著手包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的畫面,既荒謬又動人,彷彿進入了某種靈魂的中轉期。這種角色轉變令人聯想到許多歐美文藝片中的經典人物,例如《鋼琴教師》中的伊莎貝爾・于佩爾,或是《破碎人生》裡的傑克・吉倫哈爾——他們都在痛苦與荒謬中找到了自我重塑的途徑。
奧爾特加的美學風格同樣令人讚嘆。電影的配色講究,服裝與場景如同精緻畫布,有些觀眾可能會聯想到韋斯・安德森,但《Kill the Jockey》在氣質上更接近尤戈斯・蘭斯莫的荒誕現實主義,只是沒那麼冷酷。奧爾特加的幽默更帶有拉丁美洲式的灑脫,有種「我不信規則,也不怕出格」的氣勢。電影中多次出現音樂推動情緒的段落,不只是為了營造氛圍,更像是角色內心狀態的外化。
電影節奏並不急促,甚至在中段略顯鬆散,但這也是導演有意為之。他似乎在試圖告訴觀眾:轉變不是一夜之間的狂歡,而是一場緩慢且痛苦的覺醒。在雷莫逐漸被故事邊緣化之後,一個新角色——多洛雷斯(或稱「蘿拉」)浮出水面。這個意外的轉場為電影注入了更多靈性與想像,讓故事從個人救贖走向對「再生」或「重生」的抽象探索。導演在此不再克制,讓超現實元素全面滲透出來,彷彿在問觀眾:你願意相信靈魂真的能換一副皮囊繼續活下去嗎?
值得一提的是,《Kill the Jockey》並不僅止於主角的成長。每一位配角的故事都暗含對「身份」的重新定義。贊助人西蕾娜看似冷靜自持,實則對自己善行與暴力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阿布莉爾看似堅定,內心其實也在尋找那個更真實的自我。甚至連那些作為背景存在的打手們,也在這場荒誕派對中思索著「我是誰」的問題。這種群像式的精神漂移,讓人聯想到《銀翼殺手2049》中每個角色都在問的那句經典問題:「我被造出來,是不是就註定沒資格做自己?」
電影的片名《Kill the Jockey》(殺死騎師),在故事尾聲中逐漸顯現其寓意——不是要終結某個人,而是終結某種自我,埋葬那個被過去困住、被他人定義的自己。要獲得自由,也許真的得先「殺死」那個活得最像傀儡的你。
整部電影看下來,它帶給人的感受是一場華麗、迷幻,且極具拉美氣質的精神冒險。既有痛苦掙扎,也有慾望釋放,時而輕浮,時而深刻。它不完美,卻鮮活,像生活本身。正如美國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曾說:「你可以選擇如何去看待這個世界。」《Kill the Jockey》所提供的,正是一個如此不羈的視角。你可以跟著主角痛飲人生苦酒,也可以站在一旁欣賞這場混亂舞會的燦爛煙火。選擇權,一直都在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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