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午後》是一部不討好主流的電影。它不解釋，不評判，不講故事，也不試圖讓觀眾理解主角的內心。但你仍然會被它吸進去，彷彿置身某種莊嚴的儀式。
這是一部關於鬥牛士安德烈斯・羅卡・雷（Andrés Roca Rey）的紀錄片。雷是當今最著名的秘魯鬥牛士之一，還不到三十歲，卻已登上拉丁美洲與西班牙鬥牛世界的巔峰。影片導演是加泰隆尼亞的阿爾貝特・塞拉（Albert Serra），一位以反敘事風格與極致美學著稱的作者型導演。
你可能對塞拉並不熟悉，但他早年的電影《騎士之榮》（Honor of the Knights）被《紐約時報》的影評人馬特・佐勒・塞茨形容為「欣賞門檻極高的影片」。如果你看過他的《路易十四之死》，你就知道，他拍攝的是死亡、沉默與儀式感，不是情節、高潮和轉折。他的作品，從不迎合。
《寂寞午後》的標題帶有反諷意味。雷的工作場所是鬥牛場——一個觀眾可能數千人、掌聲雷動的地方，怎麼會是「寂寞」的？但塞拉用鏡頭告訴我們，雷真正的孤獨，不在於他身邊有沒有人，而在於他的心與他人保持著距離。
整部片沒有一句解說，沒有一段訪談，甚至沒有人物向鏡頭說話。你只看到雷在車上、在旅館、在換裝，他的面孔常常是沉靜的，有時還帶著宗教的肅穆。他在上場前總是劃十字、把玩念珠，像是在與某種力量溝通。他從不向鏡頭講話，也從不試圖讓我們理解他。
這讓我想起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晚年在電視節目上說的一句話：人真正的孤獨，不是周圍沒人，而是你說的話沒人聽得懂。塞拉拍雷，也是在拍這種「人不可解」。雷像極了那個站在風暴中心的人，周圍喧嘩，他卻一言不發，只是等待那頭闖進世界的牛。
紀錄片最震撼的部分自然是鬥牛場的場面。攝影機極力靠近雷與公牛的身體交錯，有時候幾乎要撞上觀眾的螢幕。你能感受到鬥牛場的緊張——不只是觀眾的緊張，也是鬥牛士自己在對抗生死邊界時的冷靜與狂熱交織。
即便你是堅定的動物保護者，即便你把鬥牛視為野蠻、落後的文化，你可能仍會在某個瞬間感到一種錯愕：當雷幾乎被牛頂飛出去，整個人瞬間扭曲、翻滾，血跡浮現，你不自覺地為他屏住了呼吸。這種「感同身受」未必是道德上的同情，而是一種對肉體極限的原始震撼。
但影片最耐人尋味的地方，並不在這些看似激烈的場面，而在於鬥牛之間的空隙。在那些沒有鬥牛的時刻，我們看到雷安靜地坐在車裡，從一個城市駛往另一個城市；又或者只是站在旅館的鏡子前，換下一身帶血的金絲服。這些場景幾乎沒有變化。一天又一天。城市不同，但節奏一樣。雷也從未顯露出任何倦意或情緒起伏。他就是這樣，不斷地、反覆地準備上場，然後殺死一頭牛。
觀影時我突然想到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的「現象學」理論。他說：「人不是擁有一種性格，而是活在一種行為之中。」這句話聽起來玄乎，但如果你看過《寂寞午後》，你就能理解：雷不是誰的兒子，也不是誰的朋友，他不講述過去，不展望未來。他是誰？他是一個鬥牛士。除此之外，再無他物。
這樣的存在讓人想起海明威小說中的硬漢。他筆下的鬥牛士，或者那個在《戰地鐘聲》中沉默寡言的主角，都是這種「不言說的男人」——他們用身體完成敘述。海明威曾寫過：「鬥牛不是一項運動，而是一種真正的藝術，它的核心是死亡。」塞拉的鏡頭，也在不斷靠近這個「死亡」——不是結果意義上的死亡，而是鬥牛士每天與自己生死交界處的相處。
雷的世界裡沒有高潮，也沒有轉折。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上場、誘敵、擊殺。這種重複，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極端的職業生活，也是一種哲學態度。
這讓我想到一位我曾經很喜歡的英國作家，也是索爾・貝娄口中「具有喬伊斯或福樓拜天分」的馬丁・艾米斯。他在一次訪談中說，人不一定需要去理解什麼才叫「偉大」。有些人，就是活出了一個「很大的輪廓」（a very large outline）。
阿爾貝特・塞拉也許就是在描繪這樣一個「輪廓」。他透過極簡主義、去敘事、反情感的拍攝方式，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幾乎失去了社會屬性的人物。他既是現實中的鬥牛士，也是某種哲學象徵。
當然了，如果你對鬥牛完全無法接受，這部片你可能根本坐不下去。影片開頭是一頭牛在夜色中獨自站著，靜靜地吃草，對即將來臨的命運一無所知。這一幕很殘酷，卻也令人悲愴。你可以說這是對鬥牛殘酷性的控訴，也可以說，這是塞拉最具悲憫之心的時刻。他沒有讓人開口說話，但這一幕，勝過千言萬語。
看完《寂寞午後》，你可能不會對雷產生「喜歡」或「認同」，因為他從未試圖讓你這麼做。他只是站在那裡，拿著劍，與牛相遇，又走出鬥牛場。一天又一天。他並不需要你理解。甚至，他也不一定理解自己。
他只是在做他正在做的事。直到有一天，他不再做了。或者，是那頭牛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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