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 年底推出的原創動作驚悚片《Carry-On》，在一片獎季文藝片的沉重氛圍中，顯得格外清新。它不依賴宏大的世界觀，也不需要過多的角色背景鋪陳，回歸了那種熟悉又直接的「單場景動作片」類型——像是九〇年代好萊塢熱衷拍攝的「Die Hard 式」作品。你還記得《空軍一號》嗎？那部讓哈里遜·福特在總統專機上大展拳腳的經典之作；或者是基努·李維在公車上極限拆彈的《捍衛戰警》？又或是史蒂文·席格守護戰艦的《終極警探》？那是一個故事簡單、動作直接、角色明確的時代，而《Carry-On》正是對那段歲月的一次小小致敬。
影片由塔倫·艾格頓（Taron Egerton）主演，他飾演的伊森·科佩克是一名 TSA 安檢人員，在聖誕前夕這個旅行高峰期，意外被捲入一場恐怖襲擊。故事設定簡單直接，一個耳機、一條簡訊，來自一名陌生人（由傑森·貝特曼飾演）的命令：讓一個背包通過安檢，不做任何檢查。如果照辦，他懷孕的女友將安然無恙；如果抗命，對方將立刻殺了她。這個場景，不禁讓人想起那個古老的道德難題「電車難題」：你願意犧牲一個所愛之人，來換取數百條陌生生命的存續嗎？
這類型的道德困境在動作片中並不多見，往往是心理劇或倫理劇的範疇。而本片編劇 T.J. Fixman 正是巧妙地將這個哲學問題包裝在一部商業片架構下，使《Carry-On》在節奏明快之餘，也多了幾分值得咀嚼的深意。塔倫·艾格頓選擇收斂自己的表演，不再是《金牌特務》中那種搶眼張狂的英雄，而是壓抑而焦慮的一介普通人。這種內斂的演出或許讓部分觀眾難以立刻投入，但從情境上來看，這種選擇反倒更真實、更有代入感——畢竟，哪個普通人在遭遇這種極端選擇時，還能表現得像個動作明星呢？
值得一提的是，傑森·貝特曼這次一改以往在《發展受阻》或《奧札克風雲》中那些內斂中帶點神經質的角色，這次他披上黑色風衣與帽子，整個人陰沉、冷靜、令人不寒而慄。他沒有過多誇張的動作，但每一句話、每一個停頓都帶著威脅。他的角色就像那種你在飛機上遇見的沉默乘客，什麼都沒說，但你就是感覺哪裡不對——那種不安的情緒，就是他的表演力量。
當然，這樣的動作片不免有些邏輯漏洞，尤其在女探員（由丹妮爾·戴德懷勒飾演）抽絲剝繭地破解案件的過程中，有不少地方乍看之下過於順利。但老實說，我們是不是已經太習慣對電影邏輯「雞蛋裡挑骨頭」？當年布魯斯·威利闖入大樓對抗恐怖分子時，有人真去推敲他是如何在大廈裡輕易找到武器的嗎？觀影樂趣有時就在於那種「明知荒謬，仍心甘情願跟著角色一起衝刺」的過程。丹妮爾·戴德懷勒的角色可謂全片的穩定核心，尤其在那場搭配《Last Christmas》的動作戲中，節奏與情緒堆疊得恰到好處，觀眾一邊笑一邊驚呼，這正是娛樂片該有的魅力。
導演豪梅·科列特-塞拉（Jaume Collet-Serra）過去就擅長這類簡約卻高效的商業片，如《夜行人生》、《空中救援》，都是節奏控制得當、娛樂性強烈的代表。雖然他後來涉足了《叢林奇航》與《黑亞當》這種大成本但反響平平的商業巨作，似乎有些迷失了方向，但《Carry-On》讓人看到他回歸本行的踏實感。片中沒有炫目的視覺特效，也不賣弄所謂「宇宙連結」，只有一條明確的敘事線和幾場設計精巧的對峙場面。在當前這個充斥多元宇宙、角色交叉的大片時代裡，這種純粹的敘事反而像一杯解膩的冰水。
回到生活層面來說，這類「被迫做選擇」的處境未必只存在於電影中。還記得多年前，那位美國航空的地勤員 Steve Wilkins 嗎？他在一場大雪中堅守崗位，因為他知道自己若臨時請假，會導致整個航班延誤，甚至讓幾百名旅客無法回家過節。他的女兒那天正好發燒躺在家中，而他最後選擇留下來工作。後來他說，自己在上班途中就在不停地想：「我是不是個壞爸爸？」這種人性的掙扎，在《Carry-On》中以更加極端的方式被放大，但本質上，它們都是同一種選擇題：家庭與責任，私人與公眾，情感與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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