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爾各答都市褶皺中的單廳電影院或普納昏暗巷弄裡，一場安靜的革命曾在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間悄然上演。不同於寶萊塢華麗歌舞與繽紛視覺的商業大片，印度平行電影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親密視角，它常常帶有政治的急迫感，從不迎合觀眾的期待，而是勇敢凝視現實。
曾觀賞過夏姆·貝內加爾（Shyam Benegal）的《Ankur》或馬尼·考爾（Mani Kaul）的《Uski Roti》的人都知道，這類電影從不為群眾舒適而拍，它們問的是餐桌上的沉重問題，甚至挑戰了飯桌本身。許多故事從一張面孔開始，常常是飽經風霜的臉，不是因年齡而是歷練而顯老。在樸素的鄉村屋舍或臨時搭建的城市住處裡，鏡頭長久停留，不眨眼。它挑戰觀眾留下來，不是為了情節反轉或追逐場面，而是為了真相。
與高度商業化的電影產業不同，平行電影的資本是思想。經常仰賴由政府支持的電影融資機構（FFC）出資，這個運動的宗旨是讓被忽視者擁有聲音。其根源可追溯至 1940 年代，當時如印度人民劇場協會（IPTA）等劇團以戲劇和電影呈現農民的困苦，奠定了米納爾·森（Mrinal Sen）等導演日後延續的道德藍圖。飢餓、無地、政治背叛……這些主題深植於印度社會經濟的肌理中。
瑞特維克·加塔克（Ritwik Ghatak）是這場運動的靈魂人物。他以分裂後的流離失所創傷為素材，透過鏡頭創作出尖銳、實驗性十足的作品。觀看《Meghe Dhaka Tara》，觀眾不只是見證一位角色的痛苦，而是感受到整個分裂國度試圖自我修復的痛。加塔克不只是導演，他也是集體哀悼的使者。作為電影與電視學院（FTII）的教授，他影響了整整一代創作者，包括馬尼·考爾與庫馬·沙哈尼（Kumar Shahani）這兩位平行電影中的前衛旗手。
《Bhuvan Shome》中有一幕，主角身為一位冷酷的官員，在古吉拉特鄉村的樸素世界裡逐漸瓦解。那一刻極其安靜卻又令人動容，它悄然侵入觀眾的內心。沒有任何飛車場面能與這種真誠的崩潰相比。這正是平行電影的魅力——它在克制中尋找戲劇，在沉默中製造震撼。
那些與這些電影產生共鳴的觀眾，多來自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尤其集中於德里、孟買、加爾各答等城市，那裡的電影社團蓬勃發展。這些社團不只是周末觀影聚會，更是思想實驗室。成員們在喝茶時討論高達（Godard），搭火車時爭論塔可夫斯基（Tarkovsky），圍繞著不常見於商業院線的電影，建立起一套熱切的語彙。隨著印度國際電影節（IFFI）的推動，加上影評人如瑪麗·希頓（Marie Seton）的策劃，印度觀眾得以接觸國際電影語言，這些跨文化的刺激成為平行電影茁壯的養分。
但沒有運動脫離時代背景。平行電影是在火中鍛造的。1970 年代由英迪拉·甘地宣布的緊急狀態不只是憲政異常，更是文化的煉爐。審查加劇、異議遭壓，許多藝術家非但不沉默，反而眼光更加銳利。這時期的平行電影深入解剖制度、人際關係與集體記憶。
個人故事化為政治聲明。例如戈文德·尼哈拉尼（Govind Nihalani）的《Ardh Satya》描繪一位道德破碎的警官，在腐敗體制中掙扎求存。他既非英雄也非反派，只是疲憊於妥協的平凡人。這些角色並非劇本課堂的產物，而是近在咫尺的親友、鄰人，甚至可能是你在火車上碰到的報紙讀者。這種真實感，往往令人不安多於娛樂。
即使如此，這些電影仍保有詩意之美。在《Duvidha》中，時間如詩一般彎曲，對話退居次席，節奏成為主角。觀賞此片如同漫步於某段模糊的童年夢境。這種電影並非為討好而生，而是為留下痕跡而來。一顆搖曳的樹、一張半明的臉、一個轉瞬即逝的眼神，都可能承載整部電影的重量。
更令人著迷的是，這場運動橫跨階級與地區，讓區域電影走上舞台。孟加拉語、馬拉地語、馬來亞拉姆語、卡納達語電影都同樣激烈地參與其中。阿杜·戈帕拉克里希南（Adoor Gopalakrishnan）、吉里什·卡薩拉瓦利（Girish Kasaravalli）等導演注入地方語言、風景與社會政治脈絡，證明了國族電影可以從深具地方性的故事中萌芽。這種去中心化的現象，映照了印度自身的結構：一國多敘事。
商業成功自然遙不可及。這些電影經常賠本，難以找到發行商，也鮮有足夠放映場次。但它們仍持續創作，因為創作者深信電影是喚醒意識的工具。導演們常在極其有限的預算下工作，使用非職業演員，甚至自己剪接。許多片場是借來的空間，戲服來自某人的衣櫃。這些限制反而成為創作的畫布。
談論今日的平行電影，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記得那段時光，當印度的電影人能夠毫不退縮地直視自己國家的心臟。在充斥著演算法與熱門標籤的時代裡，選擇拍攝一部不妥協的作品，幾乎成了一種靜默的革命。
或許最令人動容的遺產，是這些電影讓觀眾感到被看見。對那位每天步行數公里授課的鄉村教師，對那位在辦公室奮鬥尊嚴的文員，對那位困於家庭儀式中的女性——這些故事不渲染他們的苦難，而是尊重它們。難怪許多人成長過程中看過的這些電影，往往不是以名稱記憶，而是以感覺記得，那種被理解的感覺。
印度平行電影的革命並未伴隨喧囂，它來自塵土裡的腳步聲，來自簡陋剪接室裡打字機的敲擊聲，來自那些相信真相勝於利潤的顫抖雙手。即使它的黃金時期已然過去，它的回音仍在學生影展、獨立實驗中迴盪，也在那些仍相信電影能超越逃避、成為鏡子、成為反思、成為歸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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