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在消逝,情感仍在:一場母子共舞的餘暉時光——Familiar Touch

當我們談論記憶與親情的交織時,《Familiar Touch》這部細膩又飽含情感的獨立電影,無疑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視角。影片由莎拉・弗里德蘭(Sarah Friedland)執導與編劇,是她的長片導演處女作,卻展現出一種難得的敘事成熟度與情感厚度。影片的主角是由凱瑟琳・查爾方特(Kathleen Chalfant)飾演的露絲,一位聰穎、堅定、歷經風霜的女性,如今步入生命的黃昏,在一間設施完善的高級療養院中,與日漸模糊的記憶搏鬥。

故事的開端,是一場平靜的午餐。露絲正在為與一位男士共進午餐做準備,神情間充滿了少女般的期待與些許緊張。她詢問對方的職業背景、生活細節,甚至在交談中觸碰了他的腿。然而,那位男士並非陌生人,而是她的兒子史帝夫——由以動畫配音知名的 H・瓊恩・班傑明(H. Jon Benjamin)飾演。此時,他意識到,眼前這位曾經熟悉無比的母親,如今再也記不起他是誰了。

電影並不急於給出露絲的病名,但觀眾很快就明白她所面對的是一場與時間、認知的漫長拉鋸戰。她有時清晰、有時迷茫,記得祖母的食譜、童年的布魯克林生活,甚至還能侃侃而談參與民權運動的往事,但眼前的現實卻越來越陌生。她拒絕被當成孩子,不願屈服於老去帶來的無力感,仍然堅持書寫備忘、重述食譜,彷彿這些能讓她牢牢抓住些什麼。

這些細節讓人不禁想起已故的美國女作家瓊・蒂蒂安(Joan Didion),在晚年回憶錄中所描寫的那種不願面對記憶消退的抗拒。像露絲這樣堅持獨立的長者,在現代社會中並不少見。他們不是沒有情感,而是害怕被當作「無用之人」看待。記得有位名叫瑪莎的英國退休社工,在接受 BBC 訪問時談到自己初搬進養老院的心情,她說:「我不是來這裡等死的,我是來證明我還活著的。」這句話與露絲的行為不謀而合。

《Familiar Touch》最動人的地方,除了露絲與兒子間那種既熟悉又陌生的親情裂縫,還在於電影對日常生活細節的深情捕捉。導演弗里德蘭用一種溫柔又夢幻的鏡頭語言,讓觀眾彷彿置身於這座療養院中。攝影師蓋比・C・艾爾德(Gabe C. Elder)打造出一個色彩斑斕的空間,鏡頭輕輕滑過泳池、圖書館、用餐區,甚至還有虛擬實境設備,這一切雖現代卻不冰冷,而是被填滿了露絲的情感記憶。特別是那些與食物有關的鏡頭:講究擺盤的三明治、飽滿的水果沙拉、剛炒好的蛋,以及滿是鮮蔬的市場場景。對露絲而言,食物不只是味覺的記憶,更是她對世界的認識方式——一種她可以依循的熟悉感。

片中露絲的照護者凡妮莎,由卡羅琳・蜜雪兒・史密斯(Carolyn Michelle Smith)飾演,是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她並不只是執行職責的護理人員,而是懂得傾聽與觀察的存在。在露絲時而清醒、時而如同孩童般脆弱的狀態下,凡妮莎既像朋友,也像母親,細心地維持露絲所渴望的自主權與尊嚴。有一場戲中,露絲望向凡妮莎的眼神,像是認出了一位久違的親人,而凡妮莎只是輕輕一笑,沒有多說話,那份默契和尊重,勝過千言萬語。

這樣的角色設計令人想到美國南部有一位真實的護理師,名叫湯米・哈里森(Tommy Harrison),他曾在接受《紐約時報》訪談時提到,照護記憶退化的長者時,最重要的不是「提醒他們現實」,而是「進入他們的現實」。這種溫柔的共情,在《Familiar Touch》中處處可見,也使影片比一般醫療或失智題材作品更有溫度。

片尾那場母子共舞的橋段,是全片情感的高潮。音樂響起,兩人緊緊相擁,身體記憶似乎勝過了語言與意識,他們一同在舞池中旋轉,彷彿一切從未改變。班傑明在這場戲中的肢體表演極為克制又動人,證明了他不僅是配音演員,更能在實景中傳達情感張力。



《Familiar Touch》並沒有誇張的情節設計,也沒有宏大的劇場感,它靠的是細膩的表演與深刻的人物刻畫,把觀眾引進一段對記憶、親情與衰老的靜謐旅程。每一個畫面都蘊含著情感,每一個眼神都帶有故事。這部片讓人想起《愛在午夜希臘時》(Before Midnight)中潔西與席琳在面對婚姻與老去時的那些細碎爭執——當我們無法再確定記憶能否承載彼此,我們還能靠什麼彼此認得?

正是這些不確定、不完美,讓《Familiar Touch》這部小品電影格外動人。它不需要喧鬧的對白,也不靠催淚的配樂,而是用最貼近生活的語言與畫面,告訴我們——記憶會褪色,但情感,始終留有溫度。

當恐龍不再驚人:侏羅紀世界:重生是視覺盛宴,還是故事空殼?

 當人類再度面對突如其來的巨大變異恐龍,四處逃命的混亂場面的確帶來一種無與倫比的刺激。《侏羅紀世界:重生》在這方面確實交出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但遺憾的是,要抵達這些高能場面,觀眾得忍受漫長的等待和冗長的鋪陳,這段過程,就像真的在叢林裡涉水而行,既濕重又疲憊。

這部《侏羅紀公園》系列的最新續作,努力試圖找回當年系列的驚悚與冒險感,同時也試圖探討當代社會的議題。只是,當電影高喊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怪物時,它自己卻又轉身賣起了造型誇張、價格高達30美元的暴龍頭造型爆米花桶,這樣的自相矛盾讓人不免苦笑。

導演由曾執導《星際大戰外傳:俠盜一號》與2014年《哥吉拉》的加雷斯·愛德華(Gareth Edwards)擔任,他對大場面與壓迫感的掌握依然精準。恐龍之間的廝殺、人類被追逐的逃亡,讓人再次想起當年《侏羅紀公園》帶來的心跳感。但編劇大衛·柯普(David Koepp)的劇本卻顯得既空洞又雜亂,角色太多,卻一個也立不起來。

斯嘉麗·喬韓森、馬赫夏拉·阿里與喬納森·貝利這三位實力派演員幾乎是在浪費自己的才華。他們認真地驚呼、逃跑、吊掛在各種危險邊緣,像是完成一場標準的動作片作業。廢棄便利商店的追逐戲與懸崖邊的巨大恐龍巢穴算是本片較為出色的場景,但片中角色之間的對話實在無趣,只是反覆地向彼此解釋劇情設定,觀眾聽久了也難免疲憊。

更糟的是,片中還硬塞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家庭支線劇情。由曼努艾爾·賈西亞-魯佛(Manuel Garcia-Rulfo)飾演的父親與他的兩個女兒,還有大女兒的無用男友,共同組成了這條完全不必要的線。他們的出現幾乎沒有對主線劇情產生任何實質推進,反而一再拖慢節奏,讓人出戲。

喬韓森飾演的扎拉·班奈特是一名歷經戰火、身經百戰的傭兵,不過她過於精緻的外型與光潔的皮膚總讓人難以相信她曾在戰場上摸爬滾打。不過,既然是要進戲院吹冷氣看恐龍,我們也不必太認真地計較這些。電影設定在《侏羅紀世界:統治》事件五年後,恐龍早已不再是讓人驚恐的生物。人們甚至可以在白天的紐約市中心看到一頭恐龍被吊離東河,彷彿這只是日常之一。

劇情真正的危機來自一名大藥廠的老闆(由魯伯特·佛蘭德飾演),他雇用扎拉帶領一支隊伍前往赤道附近的孤島,那裡據說有三種尚未曝光的基因混種恐龍,可能具備革命性的醫療潛力——當然,利潤才是重點。

於是,扎拉找上了貝利飾演的古生物學家亨利·盧米斯博士,這位穿著針織毛衣與卡其褲、戴著眼鏡的「學者型男」,如今在冷清的博物館裡度日。看到恐龍真身對他而言既是夢想也是壓力,但貝利過於俊朗的形象與學究角色之間始終難以產生火花。

相比之下,阿里飾演的邓肯·金凱德作為扎拉的老拍檔顯得更有層次。他駕駛著載著主角群的小艇,帶領觀眾進入那座充滿未知與危機的島嶼。阿里的表現低調而克制,他的角色雖然背景交代不多,但至少有幾場與喬韓森的互動頗為動人,甚至會讓人想看他們兩人演一部真正的劇情片。

途中遇見的那家人,顯然只是為了增加生存挑戰與人數而塞進劇情,除了打亂節奏外,幾乎毫無貢獻。觀眾也很難對這些「附加角色」產生任何情感連結。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畫面確實精美。曾負責《神鬼戰士》、《羅根》和《奇異博士:瘋狂多元宇宙》的資深攝影師約翰·馬西森,拍出了許多令人驚豔的畫面。黃昏的水面波光粼粼,光束穿過地下隧道,煙霧中的紅色照明點亮夜空,都是賞心悅目的視覺語言。配樂方面,亞歷山大·戴斯培的作品則在主旋律之外,巧妙地揉進了約翰·威廉斯的經典旋律,為老觀眾帶來些許懷舊感。

偶爾,本片會出現一些聰明的小橋段、視覺反轉與節奏設計,讓人回想起過去《侏羅紀》系列的純粹娛樂性。但這些瞬間太過短暫,也難以彌補整體劇本的乏力。

夢想不設限:Victoria Mahoney 用永生守衛2證明她值得被看見

在好萊塢,女性導演走到今天這一步,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這條崎嶇不平的路上,Victoria Mahoney 的名字正逐漸閃耀起來。她接手了由 Charlize Theron 主演、改編自同名圖像小說的《永生守衛2》(The Old Guard 2),這部作品延續了五年前 Gina Prince-Bythewood 開創的系列,也讓 Mahoney 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大型商業電影——一個夢想終於落地的時刻。

談到這部電影的前作《永生守衛》,人們很難忘記那一幕:一個黑人女性導演主掌一部數千萬美元級別的漫畫改編大片。Gina Prince-Bythewood 不僅打破了業界的既定規則,也為後來者鋪設了一條難能可貴的道路。而這一次,她把火炬交給了 Mahoney。兩人就像一場接力賽中的隊友,彼此之間不只是交棒那麼簡單,更是一種責任的延續與情感的傳承。

Mahoney 在影視圈其實並不陌生。她曾參與多部知名電視劇的導演工作,包括《實習醫生》(Grey’s Anatomy)、《晨間直播秀》(The Morning Show)以及《洛夫克拉夫特的國度》(Lovecraft Country),甚至還拍了《金裝律師:洛杉磯篇》的試播集。許多人或許不知道,她的藝術出發點其實來自繪畫與表演——她早年曾在紐約學習美術,也曾在 Shelley Winters 的指導下鑽研表演技巧。後來她搬到洛杉磯,一邊拍戲維持生計,一邊撰寫劇本,這才誕生了她的首部導演長片《Yelling To The Sky》。

這部電影從劇本誕生到正式拍攝,中間經歷了多年。Mahoney 花了數年時間進出各種電影創作工作坊,包括知名的日舞實驗室,精雕細琢這個關於成長與家庭的故事。電影最終在柏林影展上首映,並巡迴世界多個電影節,讓 Mahoney 的才華終於獲得世界認可。只是,那之後,她並沒有立即迎來更多的電影機會。這在好萊塢其實並不少見:即使女性導演有出色的處女作,第二部電影也常常要等上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像 Kathryn Bigelow 這樣的導演——她至今仍被視為動作片的巔峰之一,其代表作《拆彈部隊》也曾奪下奧斯卡最佳導演——在她的職業生涯中,大多數時間是孤軍奮戰。Mahoney 就曾感慨,如果當年 Bigelow 身邊有能傾訴的同行,那些在片場發生的奇怪事、不公平待遇、或者單純只是想吐個槽的時刻,或許不必自己一人承受。現在的她,有了 Ava DuVernay、有了 Gina Prince-Bythewood,這樣的同行互助,不只是一種力量,更是一種支持系統。

然而,女性導演在進入工作場域之前,常常還是得先突破一些「先入為主」的假設。Mahoney 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業界對她的智力與情緒能力總抱持疑慮,彷彿她不可能同時會說話又懂得拍電影。這些偏見不但令人疲憊,也讓她總得多花時間去證明自己。而她所做的選擇——不願被定型於某個風格、甘願放棄收入去等待真正有意義的作品——就是她反擊的方式。

她在「做出選擇」這一點上令人敬佩。例如,她故意在電視劇領域內嘗試不同的類型,只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只能拍情感戲;她也曾為了等待一部有挑戰性的電影,而婉拒輕鬆穩定的電視工作。這樣的選擇或許讓她失去一些機會,但換來的是能自由穿梭於電影與電視之間的能力。如今在《永生守衛2》中,她終於得以實現「拍攝一部大型商業電影」的夢想。

在製作《永生守衛2》時,Mahoney 特意向製作設計師提出一個要求:不要讓她看到任何熟悉的電影場景。她想要的是新的視覺語言、新的空間感。結果令人驚訝——整部電影其實都是在義大利羅馬拍攝的。無論是片中標示為韓國的現代建築、還是據說是克羅地亞的湖畔別墅,全都來自羅馬或其周邊地區。這種「魔術式」的視覺錯位,不僅是技術上的挑戰,更展現了 Mahoney 對細節的堅持與熱愛。

她曾笑著回憶,每當拍片現場再累、再混亂,她心中總會冒出一句話:「這是我一輩子的夢想啊。」那不是一句浪漫的口號,而是真實的體悟。從一個學美術的女孩,到在片場與 Charlize Theron、Uma Thurman 並肩作戰的導演,這條路走了十多年,也證明了一件事:堅持不被定義,是她最重要的創作哲學。

Mahoney 還對《永生守衛》系列第一部中的一個場景念念不忘——Joe 和 Nicky 在貨車中的深情對白。她認為,那一幕是漫畫改編電影中少有的真正動人場景,至今仍無人能出其右。而她在續集中,也延續了這種情感張力,同時融入更複雜的角色關係與世界觀——包括 Nile 的成長、Quynh 的復仇、還有全新登場的角色 Discord,由 Uma Thurman 飾演。

就像她所說的:「我不想一開始就被人當成不同。我只想談鏡頭和分鏡,談角色的情感,談我們如何把故事說好。」



這個願望,說來簡單,但要在電影產業實現它,仍需很長的一段路。而 Mahoney 就是那個走在這條路上的人,一步一步,靜靜地把夢變成現實。

40英畝:末日中的家族、土地與希望

《40英畝》是一部將末世想像與種族歷史交織融合的作品,由R.T. Thorne執導,並由丹妮爾·戴德懷勒(Danielle Deadwyler)領銜主演。在如今影視作品裡習慣於用宏大特效包裝「末日世界」的時代,《40英畝》選擇了一條更沉靜、更貼近土地的路。這部片不炫技,也不過度渲染悲情,它選擇的是一種扎實且帶有情感重力的講述方式,就像是美國南部某個你未曾踏足卻又似曾相識的鄉村角落——生命自這裡發芽,也在這裡抗爭。

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場真菌疫情毀滅牲畜、隨後爆發第二次內戰的世界之後。十四年來,人類失去了絕大多數的動物,也失去了社會制度中的基本保障:醫療、秩序、信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靠土地求生」的生存法則,以及圍繞著「家庭」這個概念重新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影片中的Freeman一家,正是這樣一個從廢墟中重建希望的象徵。



他們居住的農場名副其實地有40英畝,只有一座老舊農舍、一間穀倉和一個車庫,這片土地由兩位成年人與四個孩子共同維持。他們自耕自食,時時防備外敵,就像過去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那些歷經磨難卻始終未曾妥協的家庭。這樣的設定,讓人不禁想起2020年疫情初期時,許多美國家庭不得不在家種菜、囤積物資,彼此相依為命。當時一位住在田納西州的朋友就告訴我,他的家人三代人回到老家的農場,一起養雞、種番茄,白天勞動、晚上聽收音機,那段時間「像是回到了外婆年輕的年代」。

Freeman一家擁有黑人民族與原住民族的血脈,這並不是單純為了種族代表性而設定的,而是影片對「土地原屬者」與「被剝奪者」雙重歷史身份的深層呼應。他們對季節的敏銳感知、對作物的敬畏,展現了一種源自文化的生活哲學。你可以說他們是在求生,但更準確地說,他們是在守護一種失傳的「共生之道」。

片名《40英畝》本身就意味深長。在美國歷史上,「40英畝土地與一頭騾子」曾是南北戰爭後給予前奴隸的補償口號——雖然大多數人最終什麼也沒得到。Freeman這個姓氏,也曾廣泛出現在解放後的黑人家庭中,象徵自由與希望。電影對這兩個符號的再度引用,雖然直接,但有其必要,畢竟這是一部有意識地在處理歷史回聲的作品。

戴德懷勒飾演的Hailey Freeman是家族的領袖、母親、也是軍人出身的守護者。她內斂而剛強,不輕易表達情緒,卻以行動維繫著整個家庭的安全。這種角色設定不免讓人聯想到《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裡的June——同樣是母親,同樣在崩壞社會裡苦苦支撐。Hailey的兒子Manny,則是那種典型的「將要長大卻心猿意馬」的青少年。他不滿於現狀、渴望探索,也因此造成一連串麻煩。觀眾很容易在他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或許是《飢餓遊戲》裡Peeta那種既叛逆又迷惘的模樣,又或許只是你高中時那個總想翹課去外面「看看世界」的朋友。

電影節奏時而緩慢,時而緊湊,雖有不小起伏,但由於角色刻畫紮實,即使偶有劇情上的「不合理」——例如角色中彷彿刀槍不入,或某些科技設定略顯牽強——也未至於讓人出戲。尤其當他們使用原住民語言Cree進行溝通、用口哨和對講機傳遞消息,讓人真切感受到語言與文化的力量。這讓我想到一位住在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的原住民藝術家朋友曾說過,他的爺爺堅持用母語教他打獵、講故事,因為「語言是你身上的地圖,不能丟」。

電影在聲音設計上的用心也值得一提。當夜幕低垂、黑暗尚未完全吞沒農場,那些細微的聲響成了最重要的預警機制。刀鞘拔出的聲音、腳踩枯葉的脆響、對講機的雜音……這些音效不只營造出懸疑氛圍,也提醒觀眾:在這個世界裡,活下來的人都是因為懂得傾聽。

而「Watch your six」這句Hailey每次出任務前對家人說的話,也成了整部片的精神標語。這句源自軍事術語,意指「注意你的背後六點鐘方向」。而正如她所言,每一次災難,都是因為有人忘了看自己的背後。這種「明知可能發生卻依然讓它發生」的設定,讓人忍不住替角色捏把冷汗,也帶出一種熟悉的恐怖片張力。

當然,影片也並非沒有缺陷。有觀眾指出,結局略顯理想化:Freeman一家雖遭襲擊,卻幾乎無人喪生,還新增了「新手」加入修復農場。這種近乎烏托邦的收尾方式,與前面構築的殘酷現實略有出入。但換個角度想,在一部充滿死亡與毀滅的末日電影裡,給角色與觀眾一點點希望,難道不是另一種必要嗎?

《40英畝》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不在於它有多創新,而在於它讓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與文化符號——自由、土地、家族、語言——重新在螢幕上生動起來。在這片荒蕪又堅韌的土地上,每一次種下的種子,都是一種抵抗;每一個倖存的名字,都是一段故事的延續。

搖滾笑聲到41年後,搖滾萬萬歲依然震耳欲聾

41年過去了,《搖滾萬萬歲》(This Is Spinal Tap)依然讓人笑到肚子痛,也讓人拍案叫絕。最近這部由羅伯・萊納(Rob Reiner)執導的經典搖滾仿紀錄片,在「金色周年紀念版」中以全新修復與混音的姿態重返大銀幕。短短82分鐘,節奏精準、笑點密集,幾乎沒有一秒鐘的贅詞。這次重看,我不僅再次被那台數字能調到11的Marshall音箱、尺寸搞錯的小型巨石陣、樂團在克里夫蘭後台迷宮裡繞圈子的橋段逗笑,更深刻感受到影片在節奏與幽默處理上的極致平衡。

許多人都知道,《搖滾萬萬歲》的對白幾乎全部是即興演出。克里斯多福・蓋斯特(Christopher Guest)、麥可・麥基恩(Michael McKean)、哈利・謝爾(Harry Shearer)與導演萊納僅寫好情節大綱,然後讓演員自由發揮,最終累積了超過100小時的素材。真正的挑戰,是從這些龐大素材中剪出一部節奏明快、笑果十足的電影。剪接師Kent Beyda的功力,在此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樣的剪輯藝術,當年若能入圍奧斯卡,實至名歸。

其中一段片段尤其令人難忘:蓋斯特飾演的奈傑爾・塔夫內爾坐在鋼琴前,彈奏著哀婉的旋律,一臉認真地說D小調是「最悲傷的調式」。當導演飾演的紀錄片主持人問他這段樂曲叫什麼時,他頓了一下說:「叫《舔我的愛之泵》。」荒謬中夾帶著莫名的嚴肅感,反差效果製造出令人難以抗拒的喜感。

《搖滾萬萬歲》並不是史上第一部偽紀錄片。早在1967年,詹姆斯・麥克布萊德就拍過《大衛・霍爾茲曼的日記》,一部以紀錄片形式講述虛構人物生活的前衛作品。1979年,阿爾伯特・布魯克斯也以《真實人生》諷刺PBS的紀錄片節目《美國家庭》。然而,《搖滾萬萬歲》仍然是此類型的巔峰之作——它既完美重現搖滾紀錄片的形式,又以深切的幽默感拆解其神聖光環。

它調侃的是馬丁・史柯西斯的《最後的華爾滋》那類「搖滾英雄的終極巡演」電影,卻讓虛構的Spinal Tap樂團意外地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這個「虛構」樂團後來真的登上《週六夜現場》和MTV,出了兩張專輯,甚至在2007年Live Earth倫敦場演唱環保主題曲〈比地獄還熱〉。他們的存在早已超越電影本身,活成了一種文化現象。

這種影響力的形成,離不開影片對細節的雕琢。例如樂團的前身“The Originals”因撞名改為“The New Originals”,再變成“The Thamesmen”,並於1965年推出〈Pop, Look & Listen〉。黑白MV中,幾位演員戴著假牙與假髮,唱著洗腦旋律,彷彿真的在當年紅極一時。而鼓手「Stumpy」 Pepys因「園藝意外」身亡的傳奇故事,也開啟了Spinal Tap鼓手一個接一個非自然死亡的詭異傳統(例如「Stumpy Joe」就死於「並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嘔吐物」)。這些看似荒誕的細節,其實就是對當時搖滾圈八卦傳聞的溫柔戲謔。

這也是為什麼這部片能讓人一次次回味。就像你反覆聽一張經典老專輯,不是為了新奇,而是為了那熟悉又動人的節奏。片中對角色的真誠塑造也令人動容。想想David St. Hubbins那句經典台詞:「沒有Janine,我什麼都不是。」這話從一個穿著緊身皮褲、留著披頭士髮型的硬式搖滾歌手嘴裡說出來,居然有種怪異的真情流露。

影片之所以節奏明快,也歸功於它對喜劇節奏的敏感拿捏。例如樂團入住芝加哥某酒店時,看見招牌寫著「歡迎《綠野仙蹤》劇團與Spinal Tap」,那份尷尬如影隨形,卻又不落俗套。這種帶點憐憫的幽默貫穿全片,就算角色身陷困境,我們也總對他們保有一份溫柔的理解。

這份溫度也延續到蓋斯特之後自導的幾部作品,如《等待古夫曼》、《狗狗大賽笑傳》和《強風吹拂》,甚至延伸到IFC的惡搞紀錄片系列《現代紀錄片》。他們都承襲了《搖滾萬萬歲》的精神——將荒謬演得像真實人生一樣動人。

除了主角三人組的絕妙演出,一眾配角也為影片增色不少。比利・克里斯托與達納・卡維的默劇服務生,法蘭・卓雪飾演的公關,保羅・謝佛飾演的推銷員Artie Fufkin,安潔莉卡・休斯頓飾演的舞台設計師,布魯諾・柯比、霍華德・赫斯曼、弗雷德・威拉德等人都在短短數分鐘內創造出難以忘懷的角色。他們共同營造出一個既荒誕又真實的Spinal Tap宇宙。

今年7月5日至7日,《搖滾萬萬歲》紀念版將於全美影院限時放映。而9月,期待已久的續集《Spinal Tap II: The End Continues》也將正式上映。據說保羅・麥卡尼、艾爾頓・強、Questlove、蓋斯・布魯克斯、金屬製品樂團的拉斯・烏爾里希等都將客串亮相。聽起來星光熠熠,但希望這些大明星不會破壞原作那份近乎完美的喜劇平衡——畢竟,與Spinal Tap同台演出,你可是在向偽紀錄片傳奇致敬。



正如《搖滾萬萬歲》所展現的——荒謬、真摯、熱血,卻極度人性化。即使你不是搖滾迷,只要你曾被誤解、曾經搞砸某事、或能笑著回看自己出糗的時候,你就能從這部電影中,找到屬於你的共鳴。而這段共鳴,就像那台音箱一樣,不是停在0,而是會到1。

從波許到芮妮:Ballard掀起洛城冷案的真實浪潮

當《波許》(Bosch)走向《Ballard》,洛杉磯冷案組的故事就此揭開序幕。這部由《波許》系列延伸出的全新影集《Ballard》,不僅承襲了原作的真實筆觸與道德灰階,更注入一股九〇年代法律驚悚片的緊張氛圍。雖然故事發生在今日的洛杉磯,但它的質感與節奏,卻令人不禁聯想到當年的《謀殺綠腳趾》(The Big Lebowski)或《烈血大風暴》(Heat)這類作品——陽光明媚下潛藏著城市的焦躁與陰影。



影集一開始便將觀眾拉進案情之中。這種不預警的開場方式,不禁讓人想起英國影集《路德探長》(Luther)的那股悶燒張力。女主角芮妮.巴拉德(Renée Ballard),由 Maggie Q 飾演,是一名拒絕妥協的冷案組探員。她剛結束一宗艱難調查,便發現自己已與同僚產生裂痕,而她的堅持和反叛,也為後續劇情埋下隱雷。

熟悉麥可.康納利(Michael Connelly)小說或 Prime Video 影集《波許:傳承》(Bosch: Legacy)的觀眾,對芮妮這名角色應不陌生。在《Ballard》中,她被指派領導洛杉磯警局一個資源匱乏的冷案小組。這是一個表面破舊、實則各懷絕技的團隊,由退役警員、志工與年輕菜鳥所組成,彷彿《怪咖一家親》(The Royal Tenenbaums)碰上《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一邊打嘴砲,一邊直搗案件核心。

芮妮本身是一名前兇殺組探員,因不肯向權力低頭而被調職至冷案組。但她的正義感、衝浪習慣,以及對已故父親的懷念,讓角色層次更為飽滿。而她與前警員莎米拉.帕克(Samira Parker)間的關係,更是整部劇的靈魂主線之一。兩人從初識的互試底線,到後來建立信任與同袍情誼,在追查案件的同時,也彼此療癒內心創傷。這種創傷連結(trauma bond)令人聯想到《真探》(True Detective)第一季中的那種深層搭檔關係。

整個冷案小組的成員也相當有趣:有經驗豐富、沉穩內斂的老警探拉方特(John Carroll Lynch 飾);頭腦靈光、書卷氣十足的學生卡斯楚;講究自然療法、溫柔善解的哈特拉斯;以及來自富裕家庭、愛唱反調的泰德.羅爾斯(Michael Mosley 飾)。這群人雖然背景懸殊,但辦案過程中的磨合與火花令人著迷。讓人不禁想起《紐約重案組》(NYPD Blue)或《火線》(The Wire)早期的團隊互動——辦案之餘也有生活瑣事與難得幽默。

《Ballard》與其他警探劇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對角色私人生活的描寫格外用心。芮妮與夏威夷裔祖母(Amy Hill 飾)同住,兩人的互動既溫馨又真實,彷彿是她在高壓工作之下的喘息之地。帕克與家人的情感連結也常影響她的選擇。而拉方特的同志身分與婚姻生活在劇中自然呈現,不刻意強調,卻讓角色更立體。甚至帕克的祖父,一名退休老警探(由 Frankie Faison 飾演),也成為劇中罕見的智慧象徵。他告誡孫女:「體制的腐敗,不該成為你逃避的理由。」這一幕不禁讓人聯想到《黑暗騎士》裡那句經典台詞:「誰來監督監督者?」

劇情節奏在初期偏緩,甚至略顯「乾」,但與其說乏味,不如說是「質樸」。影集花了幾集時間,讓觀眾逐步認識角色與他們之間的化學反應。正如我們在《毒梟:墨西哥》第一季中,必須耐心等待整盤棋局鋪陳開來一樣。到了第五集,真相逐漸浮現,一連串藏在過往的動機與內幕開始被抽絲剝繭揭開。角色們彷彿也卸下偽裝,讓觀眾看見那些血腥案件背後的情感糾葛與人性掙扎。

這部劇呈現的不只是犯罪與偵查,更描繪出角色在制度與道德間的拔河。芮妮與帕克所代表的,不只是破案的執著,更是一種對正義與真相的承諾。隨著劇情越趨複雜,懸念感也逐步升高,個人利益與團隊信任彼此拉扯,情緒張力如影隨形,讓人想起《謀殺入門課》(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中那種隨時可能爆炸的神經線。

最終,當所有線索交織成網,劇情如被點燃的導火線瞬間引爆。高潮處拍得既精準又震撼,而留下的懸念,也讓人迫不及待想看第二季。就像《紙房子》(Money Heist)第一季的結尾,明知故事尚未完結,卻早已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Ballard》雖是《波許》宇宙的衍生劇,但它的獨立性與敘事深度,足以撐起一條新的路線。角色真實、案件紮實、情感細膩而不煽情。對於喜歡現實派警探劇的觀眾而言,這是一部誠意十足的作品。它不炫技、不賣弄,而是穩穩地,一步步將觀眾帶入那個陽光明媚卻暗潮洶湧的洛杉磯冷案世界。比起喧囂,它選擇沉靜;比起花俏,它選擇真實。這樣的影集,才是能留下餘韻與思索的作品。

閃亮背後的孤獨靈魂:一位法國少女用盡全力想被看見的真實寓言

當我們談論現代青少年的夢想時,很難不提到「名氣」這件事。無論是透過 YouTube 頻道、TikTok 短片,還是努力在實境秀中搏出位,如今的年輕人不僅渴望被看見,更想要透過被看見來重塑自我。《Wild Diamond》(狂野鑽石)就是這樣一部緊扣這個時代命題的法國電影,導演阿嘉特・瑞丁哲(Agathe Riedinger)以新銳之姿,帶來一個關於少女逐夢與自我迷失的真實寓言。

影片的主角莉安(Liane Pougy),由新面孔瑪露・凱比齊(Malou Khebizi)飾演,是個來自法國工人階級的 19 歲少女。她一心想要參加實境節目《奇蹟島》,這不僅僅是一場娛樂節目,對她而言,這幾乎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她認為只要踏上那座島嶼,就能逃離她日復一日的現實生活、擁有一個全新的身份,甚至成為明星。這樣的心理其實一點也不陌生──我們都看過那種渴望成名的眼神,從上個世紀的選秀節目參賽者,到當代社群網紅的自拍照,每一個「我想被看到」的念頭背後,往往都藏著一個「我想被重新定義」的渴望。

莉安的瘋狂行動力幾乎讓觀眾喘不過氣來。電影開頭的剪輯節奏快速而碎裂,一如現代人在社群媒體上滑動的節奏:一秒鐘前她還在鏡子前濃妝豔抹準備自拍,下一秒就出現在停車場裡販售贓物,只為了籌措買化妝品的錢。這些畫面不只是展現她的野心,更是一種當代數位焦慮的真實寫照。人們為了在螢幕那端看起來「夠光鮮」,必須在現實中不斷壓榨自己、重塑自己──這讓人不禁想起美國 YouTuber Gabbie Hanna,一度擁有數百萬粉絲的她,最終卻在崩潰的直播中坦承自己活在虛假的人設裡太久,幾乎忘了原本的自己是什麼模樣。

導演瑞丁哲非常清楚莉安的心理狀態,她並不批判莉安的選擇,而是讓觀眾在旁靜靜觀看她為了成為螢光幕裡的角色所做出的每一個「不自然」的改變。無論是把腳硬擠進閃亮高跟鞋直到磨破皮、還是在床邊祈禱節目製作人選上她,這一切都是她自我扭曲的一部分。這裡的鏡頭語言不只是觀察,更像是某種疼痛的同理。我們不是在看一場轉型成功的勵志劇,而是見證一個靈魂被現代名氣經濟碾碎的過程。

然而,《Wild Diamond》的敘事節奏在後段開始放緩,這種節奏上的轉折,恰如莉安在節目未獲錄取後的現實失落。當未來的希望被按下暫停鍵,她終於無法再用幻想來麻痺自己,必須開始直視那個空洞的當下。這裡讓人聯想到英國導演安德麗亞・阿諾德(Andrea Arnold)筆下的底層角色,那種日常中的粗糙與不完美總是如此鮮活。但瑞丁哲並沒有像阿諾德那樣,從整個社區中汲取能量,而是仍然將焦點鎖定在莉安內心的虛擬想像與個人掙扎。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最後選擇以社群留言的方式作為莉安情緒低潮的投射,這種設計既聰明又貼切。觀眾閱讀著她社群貼文底下的評論──那些從陌生人口中冒出的評價,有的鼓勵、有的苛刻、有的性暗示,彷彿成了希臘悲劇裡的合唱團──但導演從不將這些聲音當作「真理」。她反倒指出:這些觀點跟莉安一樣,都只是漂浮在虛擬世界的氣泡,會隨著名氣的增減而翻轉。當莉安看似獲得一點成功,這些惡意的留言也開始搖身一變,變得阿諛奉承起來。就像曾在 Instagram 上因身材而飽受攻擊的模特兒 Ashley Graham,在登上《Vogue》封面之後,攻擊聲浪驟減,取而代之的是讚美與邀約──可惜,這些外界的聲音從來都無法真正餵飽她的內心。

《Wild Diamond》最動人的部分,不是莉安是否成功上節目,而是她的焦慮與不安被赤裸裸地呈現出來。她想成為明星,但她不知道當真的成為「被看見的人」之後,要如何生活。這份矛盾,是現代年輕人常見的心理狀態──一方面想要曝光、想要擁有追隨者、想要活在舞台上,另一方面卻對真實的自我越來越陌生。導演用極具穿透力的鏡頭語言,揭露了這樣一種名為「夢想」的痛苦變形。

總結來說,《Wild Diamond》並不是一部情節上特別曲折的作品,但它用極其當代的角度解構了「想紅」這件事對個體的影響。它不像傳統的社會批判劇那樣說教,也不試圖用戲劇性的結局來收尾,而是讓觀眾與莉安一起困在那種懸而未決的現實中。這部片不是關於成功的故事,而是關於在渴望成功的過程中,我們失去了什麼。對於今天仍在社群平台上尋找關注與自我價值的年輕人來說,這樣的故事無疑是種警鐘──也是一面鏡子。

殺死騎師:墮落、重生與一場拉美式的荒誕救贖

《Kill the Jockey》是一部很難輕易歸類的電影。它披著喜劇的外衣,卻交織著犯罪、荒誕、靈魂自省,甚至帶有一絲浪漫氣息。導演路易斯・奧爾特加(Luis Ortega)繼2018年《天使》之後,再次交出一部視覺風格強烈、主題令人著迷的作品。這一次,他把鏡頭對準了一位墮落的賽馬騎師——雷莫・曼弗雷迪尼(Remo Manfredini),由納韋爾・佩雷斯・比斯卡亞特(Nahuel Pérez Biscayart)飾演,那雙因為虹膜異色而顯得格外空洞的眼睛,像是在看不見的未來中尋找出路。

雷莫的生活早已陷入毒品、酒精和迷幻藥交織而成的混亂當中。影片一開場,那杯封在玻璃杯中的香煙煙霧、氯胺酮與烈酒的混合,就像是他人生的縮影——令人上癮,也慢慢腐蝕。他早已無法清醒地比賽,而他的贊助人西蕾娜(由墨西哥演員丹尼爾・吉梅內斯・卡喬飾演)則像掌控命運的買家,不惜一切代價要他在一場大賽中拿出成績,甚至從日本高價購入良馬為他打造復出舞台。

電影裡有一幕印象深刻:一群身穿緊身賽服的女騎師們在電子音樂節奏中熱身,那一刻更像一段迷幻的MV,性感又陌生。而鏡頭一轉,雷莫正逐漸跌入深淵,接著是他與懷孕妻子阿布莉爾共舞的畫面——他在墜落,她卻在成長。阿布莉爾(由西班牙女演員烏蘇拉・科爾維羅飾演)本身也是一位優秀的騎師,同時愛著另一位女性。這段看似混亂的婚姻關係,其實藏著一種近乎詩意的忠誠:她對雷莫仍懷深情,即使真正的愛已轉向別處。

雷莫這個角色的變化,是整部電影最迷人的部分之一。比斯卡亞特的表演可說是「消失式」演技,他從一開始那個失魂落魄、瀕臨崩潰的失敗者,逐步蛻變成一個自帶光芒、姿態撩人的存在。到了影片中段,他穿著浮誇大衣、頭纏繃帶、拎著手包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的畫面,既荒謬又動人,彷彿進入了某種靈魂的中轉期。這種角色轉變令人聯想到許多歐美文藝片中的經典人物,例如《鋼琴教師》中的伊莎貝爾・于佩爾,或是《破碎人生》裡的傑克・吉倫哈爾——他們都在痛苦與荒謬中找到了自我重塑的途徑。

奧爾特加的美學風格同樣令人讚嘆。電影的配色講究,服裝與場景如同精緻畫布,有些觀眾可能會聯想到韋斯・安德森,但《Kill the Jockey》在氣質上更接近尤戈斯・蘭斯莫的荒誕現實主義,只是沒那麼冷酷。奧爾特加的幽默更帶有拉丁美洲式的灑脫,有種「我不信規則,也不怕出格」的氣勢。電影中多次出現音樂推動情緒的段落,不只是為了營造氛圍,更像是角色內心狀態的外化。

電影節奏並不急促,甚至在中段略顯鬆散,但這也是導演有意為之。他似乎在試圖告訴觀眾:轉變不是一夜之間的狂歡,而是一場緩慢且痛苦的覺醒。在雷莫逐漸被故事邊緣化之後,一個新角色——多洛雷斯(或稱「蘿拉」)浮出水面。這個意外的轉場為電影注入了更多靈性與想像,讓故事從個人救贖走向對「再生」或「重生」的抽象探索。導演在此不再克制,讓超現實元素全面滲透出來,彷彿在問觀眾:你願意相信靈魂真的能換一副皮囊繼續活下去嗎?

值得一提的是,《Kill the Jockey》並不僅止於主角的成長。每一位配角的故事都暗含對「身份」的重新定義。贊助人西蕾娜看似冷靜自持,實則對自己善行與暴力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阿布莉爾看似堅定,內心其實也在尋找那個更真實的自我。甚至連那些作為背景存在的打手們,也在這場荒誕派對中思索著「我是誰」的問題。這種群像式的精神漂移,讓人聯想到《銀翼殺手2049》中每個角色都在問的那句經典問題:「我被造出來,是不是就註定沒資格做自己?」

電影的片名《Kill the Jockey》(殺死騎師),在故事尾聲中逐漸顯現其寓意——不是要終結某個人,而是終結某種自我,埋葬那個被過去困住、被他人定義的自己。要獲得自由,也許真的得先「殺死」那個活得最像傀儡的你。

整部電影看下來,它帶給人的感受是一場華麗、迷幻,且極具拉美氣質的精神冒險。既有痛苦掙扎,也有慾望釋放,時而輕浮,時而深刻。它不完美,卻鮮活,像生活本身。正如美國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曾說:「你可以選擇如何去看待這個世界。」《Kill the Jockey》所提供的,正是一個如此不羈的視角。你可以跟著主角痛飲人生苦酒,也可以站在一旁欣賞這場混亂舞會的燦爛煙火。選擇權,一直都在你手中。

侏羅紀世界:重生:舊瓶新酒的侏羅紀盛宴,難掩過期氣味

當觀眾走進戲院觀賞《侏羅紀世界:重生》時,許多人或許仍懷抱著一絲期待。這畢竟是系列的第七部作品,導演換成了擅長處理宏大場面與人性議題的蓋瑞斯·愛德華(Gareth Edwards),編劇則請回了曾為《侏羅紀公園》執筆的大衛·柯普(David Koepp)。但遺憾的是,即使有新角色、新場景與令人驚豔的視覺特效,這部電影依舊無法掩蓋一個事實:這個系列早已走到盡頭。

電影開場不久便讓觀眾感受到編導對系列現況的某種自嘲。強納森·貝利飾演的古生物學家盧米斯博士,在空蕩蕩的自然歷史博物館裡對著恐龍化石感嘆人們對恐龍的興趣日漸減退。這幕戲幾乎像是在替本片自身打預防針:即使觀眾不說,創作者們也知道這系列已經疲乏。

接著,盧米斯從藥廠代表克雷布斯口中得知,一個名為「聖休伯特島」的禁區正在秘密進行恐龍基因改造實驗,故事正式展開。改良後的腕龍有著超長的尾巴,一隻混合異形外型與迅猛龍特徵的怪物也閃亮登場,但這些新設計看來更像是苦撐創意的花招,而非真正服務劇情的安排。

儘管如此,電影也非全然乏味。片頭那場海上與莫薩龍搏鬥的場景確實驚心動魄。曼努埃爾·賈西亞-魯佛洛飾演的一位冒險父親,帶著兩位女兒(分別是11歲的伊莎貝拉與18歲的泰瑞莎)和泰瑞莎那位懶散的男友出海,不料卻在茫茫大洋中遭遇巨獸襲擊。這段戲不但緊湊逼真,也營造出一種「人在自然面前的無力感」,讓人聯想到《大白鯊》或《怒海劫》等經典電影的氛圍。

之後,他們被克雷布斯的船隊救起,並與由馬赫夏拉·阿里飾演的船長,以及史嘉蕾·喬韓森飾演的女主索拉一同踏上抽取恐龍血樣的任務,目的竟是為了研發心臟病新藥。在這段過程中,導演再度奉上精彩的海上逃亡戲碼,船隻穿梭於數頭海中巨獸之間,驚險萬分,讓人一度以為系列真的迎來新氣象。

但這種感覺沒多久就消退了。當角色們一登上陸地,電影便再次落入熟悉而乏味的敘事節奏。雖然故事背景設定於《侏羅紀世界:統霸天下》事件五年後,觀眾仍不免感到似曾相識:家庭分離又重聚、女兒與可愛恐龍間建立牽絆、男友在危急時刻展現男子氣概贏得岳父認同,這些橋段彷彿從某種模版裡直接拷貝而來,毫無新意。

Zora與Henry之間關於基因樣本是否該被交由藥廠還是公開研究的道德辯證,也只是點到為止,很快被「趕到山頂等待直升機」這類行動取代。至於那些新型混種恐龍,僅是形式上的阻礙,既無象徵性,也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個性設計。

不出所料,電影最終仍靠經典場景撐場。約翰·威廉斯的配樂響起,鏡頭掃過一整片腕龍群;雙脊龍重現當年標誌性的頸部張開瞬間;T-Rex的追逐戲也沒缺席。這些畫面對某些觀眾或許仍有情懷價值,但對整體劇情與角色塑造毫無幫助,頂多只是「你想看的,我全給你了」的妥協之舉。

更讓人出戲的,是鋪天蓋地的商品置入。從Henry嘴裡含著Altoids薄荷糖說話,到Reuben責備Xavier吃太多Doritos玉米片,再到伊莎貝拉將Twizzlers糖果餵給她的小恐龍朋友,這些橋段讓人不禁懷疑,這部片是否由零食品牌集資拍攝。甚至最終高潮戲也設於一間多年無人、卻商品仍整齊擺放的便利商店內——太過巧合,幾乎讓人懷疑劇組是直接把廣告預算拿來拍戲。

這種「外觀更新、靈魂未變」的電影,不禁讓人想起西恩·潘曾說過的一句話:「當一個角色成為商品,他就不再是角色了。」觀眾可以接受懷舊、接受續集、甚至接受商業考量,但若整部電影只剩下商業與懷舊的組合,那麼它就再也無法提供驚喜。



與其說《侏羅紀世界:重生》是一場新篇章的開啟,不如說它是一場奢華而疲憊的回顧展——只不過這回的展覽品,有點發霉,甚至還帶著一點過期洋芋片的味道。

Dear Ms.:一封橫跨半世紀的女權情書

HBO 最新紀錄片《Dear Ms.: A Revolution in Print》是一部用心描繪女性主義歷史的作品,它追溯了傳奇雜誌《Ms.》的誕生與影響,同時也折射出當代社會在性別議題上仍舊面臨的拉鋸與焦慮。全片由三位導演分段拍攝,各自聚焦不同主題,看似分裂,實則像三頁書信的拼貼,雖然筆觸不同,卻都在回應同一場戰鬥——女性如何在歷史的噪音中寫下自己的聲音。

在上世紀七〇年代,美國的報攤從未出現過一本真正為女性發聲、由女性主導編輯方向的雜誌。《Ms.》的誕生就像是一場印刷機上的革命,它不只是一本文學刊物,更是一種態度的實體表達。當時年僅三十多歲的葛洛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既是《Esquire》的自由撰稿人,也是一位經常出現在電視上的「漂亮臉孔」。但她不甘心只當時代的花瓶——於是,她決定自己創造平台。

紀錄片的第一部分由 Salima Koroma 執導,標題為〈為女性而設的雜誌〉,聽起來像口號,實則是對當年女性處境的深刻還原。影片大量採用黑白照片與顆粒感十足的歷史影像,再配以大膽復古的動畫,不只營造出強烈的時代感,也讓那些看似遙遠的故事變得具體可感。片中一位受訪者回憶起 1972 年第一次拿起《Ms.》時那種「終於有人替我說話」的震撼,讓她熱淚盈眶。對於今日資訊泛濫的世代來說,「說真話、聽真話」似乎是理所當然,然而在當時,這是一種令人顫抖的奢侈。



然而,《Ms.》並非一開始就能代表所有女性。紀錄片並未美化這段歷史。Koroma 並不迴避地呈現了《Ms.》與《Essence》的緊張關係——後者是一年前創辦、專門面向非裔女性的雜誌。當時的出版界對白人女性以外的聲音極度冷漠,這樣的差異也透過訪談浮出檯面。《Essence》的資深編輯瑪西亞·安·吉萊斯皮(Marcia Ann Gillespie)坦率批評《Ms.》早期缺乏包容性——即便她後來也成為了《Ms.》的總編輯。

紀錄片第二部分由 Alice Gu 執導,主題圍繞《Ms.》的「男性專刊」。許多人不知道,當期封面人物是性感迷人的羅勃·瑞福(Robert Redford),看似吸睛,實則話題火熱。這一期雜誌探討了男性在父權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試圖引導男性反思:所謂的「男性特權」究竟是什麼?Gu 不迴避家暴、控制欲與結構性暴力等敏感議題。在其中一段訪談中,一位當年的男性讀者坦言,自己是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我們都活在一個為男人量身打造的世界」。這讓人不禁想起約翰·藍儂曾在《滾石》雜誌上發表女權文章,雖然他不完全是女權主義者,卻願意反思自我。Gu 顯然也是在試圖用這種方式打破男性自我中心的話語結構。

第三部分由 Cecilia Aldarondo 執導,名為〈No Comment〉——這是《Ms.》早期常設欄目之一,專門揭露媒體中性別歧視的荒謬圖像。這一段是全片最具爭議、也最深刻的篇章。影片開場即以一組女性生殖器的藝術影像強烈衝擊觀眾,隨後迅速切入女性身體在公共媒體中如何被觀看、被消費、被污名化的探討。《Ms.》曾推出過一期以「情色與色情的界線」為主題的特刊,至今仍是性別研究的重要素材。Aldarondo 藉由這一議題進一步探討女性身體的主體性,她試圖提出一個挑戰性的問題:我們是否真的學會了看見女性,而不是凝視女性?

儘管紀錄片嘗試用多元視角修補歷史上的缺口,但某些部分仍重蹈《Ms.》早期的覆轍。第一段的確展示出豐富種族背景的受訪者,也納入當年新聞間裡那些鮮為人知卻至關重要的黑人女性記者。然而進入後段後,這種多樣性逐漸減弱。諷刺的是,這正是當年《Ms.》被批評的部分,而導演團隊並未完全從歷史中學習。

即便如此,《Dear Ms.: A Revolution in Print》仍是近年少見的,能將女性主義運動講得既真誠又具人味的紀錄片。影片並未將歷史高掛雲端,而是用生活語調講述一個又一個掙扎與成長的瞬間。當觀眾看見編輯室牆上貼滿手寫稿件、校對紙上紅筆批註、老式影印紙的墨跡印痕時,那種對實體媒介的懷舊情感油然而生。如今大多數年輕編輯用 Google Docs、Slack 遠距協作,效率高了,卻也少了那種一起在打字機前討論封面字體的浪漫與火花。

片尾,一位參與創刊的女性編輯輕聲說:「當時我們覺得世界沒人在聽我們,那我們就自己印出來。」這句話簡單卻有力,道盡《Ms.》存在的意義。不僅是一本雜誌,而是一種為沉默者發聲的方式。

在媒體日漸集中、紙本雜誌紛紛停刊的今天,《Dear Ms.: A Revolution in Print》就像一封橫跨五十年的回信,提醒我們:在這個人人都能發聲的時代,最可貴的是,敢說真話。如同格洛莉亞·史坦能當年那句流傳至今的話:「女性的故事,如果我們不說,就沒有人會說。」這部紀錄片,正是她們當年的印刷機,如今的麥克風。

Little, Big, and Far:當宇宙詩意被過度設計所窒息

《Little, Big, and Far》這部作品延續了導演Jem Cohen一貫模糊紀錄與虛構界線的風格。從表面上看,它是一部關於天文學家的靜謐側寫,觀察他們如何在這個快速變動的世界中反思自己的工作與存在。然而,這只是表象。隨著影像逐漸推進,我們會發現其中其實隱藏著一套經過精心構築的敘事結構。Cohen以他慣用的詩性手法,把紀實與創作揉合在一起,讓觀眾在真實與虛構之間不斷游移。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年近七十的奧地利天文學家Karl(Franz Schwartz 飾),他不只是位學者,還身兼博物館顧問。他的日常就是對著星空進行沉思與解碼。電影中有一段他談起自己對爵士樂的喜愛——他喜歡一邊聽著 Bill Evans 的鋼琴,一邊沉浸在宇宙影像中,這樣的片刻彷彿讓人看到一個年老學者與浩瀚宇宙間的某種私密連結。他的妻子 Eleanor(由 Leslie Thornton 飾演)則是一名在德州工作的宇宙學家,兩人靠書信往來維繫情感與思想交流。而另一位年輕角色 Sarah(Jessica Sarah Rinland 飾)則將焦點放在「人類世」(Anthropocene)的議題,關注人類活動如何改變地球與宇宙的互動。

Cohen 將這些人物編織在一起,不透過劇情推進的傳統方式,而是用一系列如散文般的影像與旁白進行堆疊。觀眾看到的是老舊的建築、風化的牆面、被遺忘的工業遺跡,以及各種來自太空的影像視覺化資料,這些看似彼此無關的片段,最終拼貼出一幅關於時間、記憶與存在的詩意拼圖。

然而,儘管影片在形式上充滿野心與藝術性,它在情感上卻略顯單薄。影片中段,Karl 在參加完一場學術會議後決定留在希臘多待幾天,理由是他希望能找到一處真正漆黑的夜空,好再次感受宇宙的浩瀚。這個段落其實蘊含著一種很有潛力的主題:我們的世界因城市光害與科技喧囂而逐漸遺忘了仰望星空的能力。但 Cohen 的呈現方式卻未能真正觸動人心。這段旅程沒有帶出深層的情緒或轉折,反而像是一個被精心安排的實驗場景,觀眾無法真正感受到 Karl 的內在震動。

這樣的情感缺席,其實與影片的敘事方式密切相關。整部電影採取的是日記式與書信式的結構,角色不斷自述思想與觀察,這種形式理應帶來親密感,但在這裡卻反而將情緒壓平,像一張沒有起伏的心電圖。就像我們翻閱一位陌生人的日記,儘管裡面有再多深刻的語句,如果沒有情境與連結,就難以真正產生共鳴。

對比之下,奧地利導演 Nikolaus Geyrhalter 在 2016 年的作品《Homo Sapiens》更有效地呈現了人類文明的脆弱與短暫。那部片完全沒有對白,也沒有人物出現,單純透過廢墟與空景構成畫面,卻傳遞出令人震撼的訊息。在觀看那部片時,我曾想到一位法國朋友談起他在柏林一處舊工廠區工作的經驗。他說那些鋼骨與斑駁的牆,就像是文明的墓碑,在靜默中講述著過去。而 Cohen 這次的作品,雖然形式接近,卻無法達到那種直擊人心的效果。

影片最大的問題,或許出現在它的核心概念上:以紀錄片的手法來進行虛構創作,挑戰觀眾對真實與虛構的認知。這個想法本身相當吸引人,畢竟即使是最客觀的紀錄片,也仍然無法脫離導演的選擇與剪輯。然而在《Little, Big, and Far》中,這項實驗未能成功轉化為觀影的深度或張力。模糊虛實的策略,反而讓人感到困惑而非驚喜。這不禁讓人想起1999年的《Blair Witch Project》,同樣是以假紀錄手法呈現故事,那部片成功營造出一種令人不安的真實感,而 Cohen 的這部作品則顯得過於理性、缺乏戲劇張力。

Karl 與 Sarah 在片中曾談到人類在宇宙中的渺小與謙卑,但令人矛盾的是,Cohen 自己在創作上的全然掌控卻像是一位全知的造物主,將每一幀影像、每一句話語都安排得井然有序。這樣的形式雖然嚴謹、美學上也有其魅力,但最終讓整部作品失去了呼吸的空間,也讓觀眾難以產生探索未知的興奮感。



說到底,《Little, Big, and Far》是一部在理念上充滿野心、在形式上極具實驗精神的作品,但在情感與敘事層面卻未能打動人心。它讓人想到一位我曾認識的英國天文學家,他說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來自 Carl Sagan 的:“Somewhere, something incredible is waiting to be known.” 然而,看完這部片,我不禁懷疑:Cohen 是否已經將 “incredible” 的空間封閉起來,讓我們只能在他嚴密設計的世界中,觀看那曾經屬於我們每個人的星空?

永生守衛2:擁有不死之身,卻失去了靈魂

 Netflix 的《永生守衛2》終於上線,這部續作本應延續疫情期間那部驚艷一時的奇幻動作片,講述那群不死戰士的後續故事。但觀影過程中讓人不禁想起一句話:「沒有必要的續集,最容易被遺忘。」說它糟糕倒也不至於——演員陣容依然堅強,攝影與剪輯也達標,只是從頭到尾都讓人疑惑:這部片子,究竟為什麼要拍?

電影開場確實精彩。查理絲·塞隆飾演的 Andy,此時已經失去不死之身,在一座義大利的豪華別墅中突襲軍火商,戰火一觸即發。熟悉的角色陸續登場,Joe 與 Nicky 這對深受觀眾喜愛的同志情侶開著車進行激烈追逐;Chiwetel Ejiofor 飾演的 James Copley 也從前作的敵人轉為現在的戰友;Nile(KiKi Layne 飾)則駕駛快艇從窗戶衝進別墅,一場節奏明快、視覺出色的混戰場面迅速展開。可惜的是,這段短暫的亮點,並未在後續劇情中延續。

導演 Victoria Mahoney 雖然努力讓電影看起來「動感十足」,但 Greg Rucka 的劇本平淡乏味,角色之間缺乏情感牽引,故事推進也顯得草率。觀眾會很快發現,這一集所建立的世界觀遠不如第一集來得紮實。劇情僅用 Nile 的一段夢境暗示她與名為 Discord(烏瑪·舒曼 飾)的神祕女子之間有聯繫,而 Discord 正在竊取另一位不死人 Tuah(由亨利·高汀 飾)的秘密文獻。Andy 與 Copley 立即前往調查,而 Nicky 與 Andy 則追查 Joe,發現他仍私下與上集背叛隊伍的 Booker 保持聯繫。

Booker 很快便被重新「納入團隊」,並透露 Andy 的昔日夥伴 Quỳnh(吳青芸 飾)已從海底重現,並與 Discord 聯手。隨後劇情在全球多地穿梭,但這些「國際任務」不僅毫無驚喜,還顯得空洞無趣。更糟的是,劇本幾乎沒有給角色留下任何成長空間。Joe 與 Nicky 到中段幾乎像是被遺忘一般消失;Copley 更是沒有任何值得記住的橋段或目的;而 Nile 則像個推動劇情的道具,她的設定甚至突然變成「她的傷可以奪走或轉移不死能力」,讓人難以信服。

這種角色工具化的處理,使整部電影喪失了靈魂。記得前作中,角色談及死亡與歷史時,帶著沉重的情感回音,他們像是身負千年記憶的戰士,彼此扶持、彼此守護。而這一集中,他們只是穿著戲服的概念模型。Discord 這位反派,雖然理應舉足輕重,卻淪為單一扁平的角色;若不是烏瑪·舒曼氣場夠強,觀眾可能根本不記得她的存在。

作為主角的 Andy,本應承擔更多心理層面的描寫。她失去了不死能力,這原是一個值得深掘的主題:凡人的脆弱、死亡的恐懼、身體的老化——但電影對此幾乎隻字未提。她僅在片中開了個關於「宿醉」的玩笑,偶爾行動稍慢,就算是對「變凡人」的描寫。與其說是情感描寫,不如說只是例行公事。

片中最能打動人的反倒是一段無台詞的回憶場景:Andy 獨自穿梭在變幻的巷弄中,牆壁逐漸倒流時光至古羅馬,Quỳnh 正在那裡等待她。兩人隨即展開一場優雅而帶有傷痛的對決。沒有多餘對白,沒有解說,卻比任何一句話都來得深刻,短短幾分鐘,讓觀眾短暫相信:這部片其實本可以更好。

可惜,這類時刻太少。整體而言,《永生守衛2》更像是在為續集鋪路,而非講好一個完整的故事。角色在打卡,場景在輪播,情節只為下一場爆破鋪墊。它缺乏前作中那種對生命與存在的探討,也沒有像《時空英豪》那般,將不死的概念升華至哲學層面。它甚至不如一般商業動作片來得直接,因為它總在努力假裝自己很「有深度」,卻沒有真正說清楚任何一個重點。

電影結束時,我想起了一位曾經的電影教授,她來自倫敦,談到《黑鷹計畫》時會眼眶泛紅,因那讓她想起年輕時在中東戰地失聯的友人。那位朋友曾說,《永生守衛》第一集讓她相信:「時間不會撫平創傷,但會教你如何帶著傷口繼續走下去。」然而在《永生守衛2》中,我們看不到傷口,也看不到前行,只看到一些人在演戲,一些設定在重複,一部作品在模仿過去的成功。

如果「永生」是一種詛咒,那麼「無意義的續集」就是影史上另一種更致命的詛咒。可惜,《永生守衛2》未能倖免。


夢中女王:當回家變得艱難,酷兒身份與信仰之間的情感角力

《夢中女王》(The Queen of My Dreams)是一部看似風格鮮明、情感真摯,實則情緒起伏激烈且結構略顯凌亂的作品。這部片在驕傲月中上映,無論是時間點還是主題選擇都頗具巧思,只可惜整體調性搖擺不定,讓原本富有潛力的故事顯得略有失衡。這部影片由南亞裔穆斯林創作者Fawzia Mirza自編自導,改編自她2012年推出的一部三分鐘實驗短片,如今搖身一變成為99分鐘的長片,承載了她太多想說的話與未竟的情緒。

故事的主角Azra,由《大學女生的性生活》(The Sex Lives of College Girls)中的Amrit Kaur飾演,是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巴基斯坦裔研究生,夢想成為一名演員。她在1999年返回家鄉喀拉蚩,為剛過世的父親奔喪,卻不得不面對與母親之間多年未解的矛盾。她的母親Mariam(由Nimra Bucha飾演)是個虔誠的穆斯林,堅持Azra必須身穿傳統長袍、遵守伊斯蘭教的守喪儀式,與女性親族們一同悲悼,而葬禮的實際安排則由男性掌控。這一切對自由奔放的Azra而言,不只是文化衝突,更是個性與價值觀的直接衝撞。

電影在此基礎上穿插著多重時空的敘述。一方面是當下的Azra與母親之間緊繃的關係,另一方面則透過一連串的閃回,回到1969年Mariam年輕時的生活。那時的她,與如今嚴厲拘謹的模樣判若兩人,是個活潑自由、風情萬種的女孩,與未來的丈夫展開一段浪漫純真的戀愛。這些回憶畫面色彩鮮豔、鏡頭明亮,彷彿重現了那些被Eastman Color修飾過的老派寶萊塢電影,像是Azra喜愛的女星Sharmila Tagore的電影風格——迷人又令人懷念。這樣的視覺呈現與現代段落沉重壓抑的氣氛形成強烈對比,也讓觀眾不難感受到,過去雖不完美,但至少還有呼吸與選擇的空間。

除了1999與1969這兩個時空軸線外,電影還穿插了1970年代Azra成長於加拿大的段落。這些部分由年幼版Azra(Ayana Manji飾)出演,展現她在Nova Scotia逐漸發現自己對女生有好感的內心變化。那段時期的視覺風格沉穩、色調偏灰,宛如當時歐美電影常見的家庭劇或青春片,沒有過度的渲染,卻帶有一種真實的年代質感。在這些畫面中,Bucha繼續詮釋母親的角色,從一位兼賣Tupperware的現代女性,轉而成為受宗教傳統規範的虔誠信徒。這一切的轉折點,來自丈夫一次突如其來的心臟病發作,使她許下了「若能康復,我將獻身信仰」的願望——也因此徹底改變了整個家庭的走向。

這樣的故事設定讓人不禁想起不少移民家庭中常見的代際矛盾。像美國導演Mira Nair曾在《Monsoon Wedding》中捕捉到的文化錯位與家庭情感;又或是英國作家Zadie Smith筆下角色面對多元文化衝突時的無所適從——都與這部片中的情境有著微妙的共鳴。而觀眾更能從Azra的視角出發,體會她在東西文化交錯之下所產生的掙扎:作為一個酷兒穆斯林,她既渴望理解家庭的歷史與傳統,又不願再壓抑自己的真實身份。

然而,正如許多首次執導長片的少數族裔創作者一樣,Mirza或許太想把她人生中各種經歷、心結與情感都一次性傾瀉於一部作品中。這讓電影像是一鍋什錦濃湯——有時豐富、有時混亂。它既像是一部歡樂的寶萊塢情節片,又想承載深層的心理劇與家庭悲喜劇元素,結果導致觀感極不穩定。前一幕還在欣賞年輕Mariam嬉笑戀愛,下一幕卻轉為母女間冷酷對峙與葬禮壓力,這種情緒斷裂讓不少觀眾感到措手不及。

這種調性搖擺其實在某程度上也反映了電影中家庭本身的破碎與失衡。幸運的是,演員表現撐住了整體結構。Amrit Kaur在本片中挑戰雙重角色,既要詮釋風情萬種的年輕母親,又要展現現代Azra的茫然與憤懣。她在兩種身分中遊刃有餘,既能掌握青春洋溢的浪漫氛圍,也能傳達現代女性對家庭與身份的無力感。至於Bucha,她延續了自己在《Ms. Marvel》與《Polite Society》中一貫的嚴母形象,這次的演出同樣鋒利而堅定。

若觀眾願意包容這部片的種種不完美,它其實也留下了不少餘韻。Mirza在片尾透出一種矛盾又真誠的情感——即便你的家鄉不再屬於你、即便你的家人無法理解你,這片土地依然是你靈魂的一部分。它記錄了過去的美好與傷痛,也無法完全抹去你對家的渴望與依戀。

對許多來自傳統家庭的LGBTQ+觀眾而言,《夢中女王》像是一面鏡子,也是一封信——一封寫給曾經愛過的家人、給那個曾想回家卻不敢的自己、也給那些還在尋找身份與歸屬的同行者。只可惜這封信過於冗長,篇幅之間的聲音彼此拉扯,讓訊息略顯模糊。但即便如此,它依然是一個值得傾聽的聲音,尤其在當今這個多數文化依舊壓抑少數聲音的時代裡。

孤獨的午後:鬥牛士與死亡之舞的靜默凝視

 《寂寞午後》是一部不討好主流的電影。它不解釋,不評判,不講故事,也不試圖讓觀眾理解主角的內心。但你仍然會被它吸進去,彷彿置身某種莊嚴的儀式。

這是一部關於鬥牛士安德烈斯・羅卡・雷(Andrés Roca Rey)的紀錄片。雷是當今最著名的秘魯鬥牛士之一,還不到三十歲,卻已登上拉丁美洲與西班牙鬥牛世界的巔峰。影片導演是加泰隆尼亞的阿爾貝特・塞拉(Albert Serra),一位以反敘事風格與極致美學著稱的作者型導演。

你可能對塞拉並不熟悉,但他早年的電影《騎士之榮》(Honor of the Knights)被《紐約時報》的影評人馬特・佐勒・塞茨形容為「欣賞門檻極高的影片」。如果你看過他的《路易十四之死》,你就知道,他拍攝的是死亡、沉默與儀式感,不是情節、高潮和轉折。他的作品,從不迎合。


《寂寞午後》的標題帶有反諷意味。雷的工作場所是鬥牛場——一個觀眾可能數千人、掌聲雷動的地方,怎麼會是「寂寞」的?但塞拉用鏡頭告訴我們,雷真正的孤獨,不在於他身邊有沒有人,而在於他的心與他人保持著距離。

整部片沒有一句解說,沒有一段訪談,甚至沒有人物向鏡頭說話。你只看到雷在車上、在旅館、在換裝,他的面孔常常是沉靜的,有時還帶著宗教的肅穆。他在上場前總是劃十字、把玩念珠,像是在與某種力量溝通。他從不向鏡頭講話,也從不試圖讓我們理解他。

這讓我想起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晚年在電視節目上說的一句話:人真正的孤獨,不是周圍沒人,而是你說的話沒人聽得懂。塞拉拍雷,也是在拍這種「人不可解」。雷像極了那個站在風暴中心的人,周圍喧嘩,他卻一言不發,只是等待那頭闖進世界的牛。

紀錄片最震撼的部分自然是鬥牛場的場面。攝影機極力靠近雷與公牛的身體交錯,有時候幾乎要撞上觀眾的螢幕。你能感受到鬥牛場的緊張——不只是觀眾的緊張,也是鬥牛士自己在對抗生死邊界時的冷靜與狂熱交織。

即便你是堅定的動物保護者,即便你把鬥牛視為野蠻、落後的文化,你可能仍會在某個瞬間感到一種錯愕:當雷幾乎被牛頂飛出去,整個人瞬間扭曲、翻滾,血跡浮現,你不自覺地為他屏住了呼吸。這種「感同身受」未必是道德上的同情,而是一種對肉體極限的原始震撼。

但影片最耐人尋味的地方,並不在這些看似激烈的場面,而在於鬥牛之間的空隙。在那些沒有鬥牛的時刻,我們看到雷安靜地坐在車裡,從一個城市駛往另一個城市;又或者只是站在旅館的鏡子前,換下一身帶血的金絲服。這些場景幾乎沒有變化。一天又一天。城市不同,但節奏一樣。雷也從未顯露出任何倦意或情緒起伏。他就是這樣,不斷地、反覆地準備上場,然後殺死一頭牛。

觀影時我突然想到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的「現象學」理論。他說:「人不是擁有一種性格,而是活在一種行為之中。」這句話聽起來玄乎,但如果你看過《寂寞午後》,你就能理解:雷不是誰的兒子,也不是誰的朋友,他不講述過去,不展望未來。他是誰?他是一個鬥牛士。除此之外,再無他物。

這樣的存在讓人想起海明威小說中的硬漢。他筆下的鬥牛士,或者那個在《戰地鐘聲》中沉默寡言的主角,都是這種「不言說的男人」——他們用身體完成敘述。海明威曾寫過:「鬥牛不是一項運動,而是一種真正的藝術,它的核心是死亡。」塞拉的鏡頭,也在不斷靠近這個「死亡」——不是結果意義上的死亡,而是鬥牛士每天與自己生死交界處的相處。

雷的世界裡沒有高潮,也沒有轉折。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上場、誘敵、擊殺。這種重複,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極端的職業生活,也是一種哲學態度。

這讓我想到一位我曾經很喜歡的英國作家,也是索爾・貝娄口中「具有喬伊斯或福樓拜天分」的馬丁・艾米斯。他在一次訪談中說,人不一定需要去理解什麼才叫「偉大」。有些人,就是活出了一個「很大的輪廓」(a very large outline)。

阿爾貝特・塞拉也許就是在描繪這樣一個「輪廓」。他透過極簡主義、去敘事、反情感的拍攝方式,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幾乎失去了社會屬性的人物。他既是現實中的鬥牛士,也是某種哲學象徵。


當然了,如果你對鬥牛完全無法接受,這部片你可能根本坐不下去。影片開頭是一頭牛在夜色中獨自站著,靜靜地吃草,對即將來臨的命運一無所知。這一幕很殘酷,卻也令人悲愴。你可以說這是對鬥牛殘酷性的控訴,也可以說,這是塞拉最具悲憫之心的時刻。他沒有讓人開口說話,但這一幕,勝過千言萬語。

看完《寂寞午後》,你可能不會對雷產生「喜歡」或「認同」,因為他從未試圖讓你這麼做。他只是站在那裡,拿著劍,與牛相遇,又走出鬥牛場。一天又一天。他並不需要你理解。甚至,他也不一定理解自己。

他只是在做他正在做的事。直到有一天,他不再做了。或者,是那頭牛贏了。

政壇搭檔:當總統與首相變成東歐亡命鴛鴦

 

電影《Heads of State》是一部典型的「搭檔喜劇」,不過它把這個老掉牙的套路玩得比想像中更有趣。片中的兩位主角,一位是美國總統,一位是英國首相——一個是好萊塢出身的動作片巨星,一個是特種部隊退役的毒舌政客。這對組合從一開始就互看不順眼,偏偏還要在空軍一號被俄羅斯超級反派擊落後,被迫攜手在東歐逃亡求生,場面鬧劇十足。

由約翰・希南(John Cena)飾演的總統威爾・德林格(Will Derringer)這名字聽起來就像刻意取來逗樂觀眾。他並未服過兵役,但因出演過一系列像是《水蛇突擊隊》(Water Cobra)那種爆炸場面滿天飛的動作片,而讓美國人民對他有種「硬漢領袖」的錯覺。這種現象其實現實中也屢見不鮮,就像雷根從演員變總統,或川普靠真人秀撐起政途,《Heads of State》就乾脆把這種荒誕現象當笑話來用。

伊卓瑞斯・艾巴(Idris Elba)飾演的英國首相山姆・克拉克(Sam Clarke),則是一位「進過特種部隊卻從未上過戰場」的政壇老狐狸。他就像《絕命毒師》的索爾加上《六人行》的錢德勒那種毒舌角色的綜合體:嘴碎又懶得認真。他與總統的互動讓人聯想到現代版的《怪老頭》,只不過這次兩位中年大叔加起來可能超過500磅。

導演伊利亞・奈許勒(Ilya Naishuller)曾拍過《硬核亨利》與《無名之輩》,擅長將暴力場面處理得既滑稽又炫技。他的風格介於蓋・瑞奇與艾德格・萊特之間,又帶點70年代詹姆斯・龐德電影裡那種「荒謬卻一本正經」的調調。有一幕追車戲,鏡頭隨車飆轉後忽然定格在一群劃十字的修女身上,彷彿在對觀眾說:「別忘了,我們這是鬧劇!」若是007演的,可能還會挑個眉補上一句「天助我也」。

雖然整部片劇情荒唐又單薄,但節奏流暢,笑點頻出。暴力與笑料交替之間,還偶有幾段讓人意外的「溫情時刻」。例如總統在一座東歐村莊的廚房中,因飢餓與睡眠不足而情緒崩潰,手持一鍋熱湯大吼:「我到底是誰?」這一幕或許誇張,但看起來就像生活中某位在高壓職場下崩潰的中年上班族。艾巴飾演的首相則像那位見多識廣、對劇場型人格見怪不怪的資深老鳥,一邊翻白眼一邊無奈接過湯鍋。

值得一提的是,由普莉揚卡・喬普拉・喬納斯(Priyanka Chopra Jonas)飾演的情報員諾艾兒是全片最早出場的重要角色。她在一場西班牙「番茄節」La Tomatina 中的任務中遭到伏擊「陣亡」,但觀眾都知道,這種等級的角色不可能五分鐘就領便當。番茄節的場景非常搶眼:滿街是被砸爆的紅色果肉,既像血又像鬧劇,充滿視覺衝擊力。這樣的文化背景加進動作片不算創新,但奈許勒把它處理得像一場爆笑惡作劇。

帕迪・康斯戴恩(Paddy Considine)飾演的反派角色雖然動機老套——為了報復因北約空襲喪命的兒子,他計劃瓦解北約、讓世界大亂——但他的表演卻讓這個角色有了某種悲憤與份量。作為一位演技派演員,哪怕劇本給的不多,他也能用眼神傳達角色的情感厚度。

你也可以選擇從政治層面分析這部電影。它一方面嘲諷了當代西方政治娛樂化的趨勢——總統靠臉吃飯、首相雖專業卻無力掌控實權;另一方面,也觸碰了「正義行動是否值得犧牲無辜生命」這樣的灰色地帶。在一場計畫轟炸反派基地的橋段中,角色們討論如何降低「附帶傷害」,令人不禁聯想到現實中的無人機打擊政策。但電影並未深究,轉眼就又跳回像卡通一樣的暴力喜劇節奏。

儘管劇情銜接有些生硬,特別是在從暴力場面轉換到兩人鬥嘴時略顯突兀,但兩位主角的表現仍舊撐起了全場。希南再次詮釋那種「外表肌肉硬漢、內心敏感男孩」的角色,延續他在《和平使者》的戲路;艾巴則展現了他標誌性的冷靜、理智與帶刺幽默,兩人碰撞出的化學反應讓人會心一笑。



配角方面也不乏亮點,例如史蒂芬・魯特(Stephen Root)飾演的駭客,臉上總帶著「我做過什麼孽」的懊悔表情;還有傑克・奎德(Jack Quaid)飾演的安全屋守門人,興奮地展示自己藏了大半輩子的武器收藏。這些角色讓整部片增添不少人情味,也讓人聯想到生活中那些總在等待「末日降臨」的準備狂朋友們。

總體來說,《Heads of State》是一部純粹為娛樂服務的動作喜劇。不求邏輯、不求深度,但就是拍得夠鬧、夠好笑。如果你喜歡《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這種「猛男+搞笑」組合,或《無名之輩》(Nobody)那種「日常暴力風」的節奏,那麼這部片八成會讓你笑到噴飯。至於會不會有續集?只要票房不差,好萊塢一定會想辦法讓總統與首相再次聯手出任務,畢竟在電影宇宙裡,政客可是沒有任期限制的。

阿梅莉亞的孩子們:當尋親之旅變成一場哥德式的家庭噩夢

當一部恐怖片以近乎低調的方式呈現荒謬與病態時,觀眾的接受度往往變得極端分化。《Amelia’s Children》正是這樣一部難以被簡單歸類的作品。表面上,它是一段關於尋根的家庭旅程,實際上卻潛藏著詭異的心理暗湧與性暗示,並以黑色幽默與哥德式驚悚調性交織而成。導演Gabriel Abrantes用一種冷靜甚至是淡然的語氣,講述這個荒謬至極的故事,讓人在不經意間會心一笑,又忍不住感到毛骨悚然。

故事從一個看似平凡的設定開始:男主角Ed因為從小被遺棄,決定透過手機上的族譜應用程式「AnceStory」尋找生母。這樣的開場原本可能是一段感人至深的家庭重聚故事,但Abrantes顯然不打算照套路走。他讓Ed踏進一個陰鬱而崩壞的家庭,一棟破舊的古宅、一位整形過度、面無表情的母親Amelia,還有一位與他長得一模一樣、性格卻古怪詭異的雙胞胎兄弟Manuel——這三個角色皆由Carloto Cotta一人飾演,本身就透露出導演對身份錯亂與現實虛構的雙重趣味。

這樣的角色安排其實不陌生。像Peter Sellers在《奇愛博士》一人分飾三角,又如Eddie Murphy在《肥佬教授》裡的誇張變裝表演,都透過多重角色來製造戲劇張力。但Cotta在這部片中的演出卻不走鬧劇路線,而是走內斂冷感的詮釋。他所飾演的Ed純真甚至有些遲鈍,完全無法察覺妻子Ryley(Brigette Lundy-Paine)早已察覺的古怪氛圍。

Ryley成為觀眾的情感替身。她是常識的代表、懷疑的眼光、敏銳的觀察者。她與Ed之間的互動也充滿生活感,那種自然鬥嘴的節奏令人想起某些歐美家庭電影中的默契情侶,像Greta Gerwig與Noah Baumbach在《白噪音》裡那種帶著神經質又不失真誠的夫妻對話。一幕Ryley試著用翻譯App點一份當地的奶油鱈魚料理,戲謔地說這是「最濕滑、最奶的魚」,這樣的互動既展現了角色關係,也帶出片中語言與文化錯位的趣味。

正因為有這樣真實的情感基礎,當故事慢慢滑向恐怖與怪誕時,觀眾會感受到強烈的反差。Amelia這位母親幾乎集所有恐怖岳母形象於一身。她面容僵硬、表情詭異,還以一種不容拒絕的語氣要求Ryley替她畫肖像。「我很會擺姿勢,」她冷冷地說。Ryley只能尷尬回應:「我也很會畫畫……我們真是絕配。」這種社交困境其實非常貼近現實。美國女星Jennifer Lawrence曾在節目上說過,第一次見男友父母時因緊張將紅酒潑在對方母親裙子上,那種進退失據的窘態與Ryley在片中的情境如出一轍。

本片的幽默不是爆笑型,而是「概念式幽默」——劇情本身就是笑點,而角色的正經表演正是荒謬之源。像是Amelia望著遠方沉思道:「時間會吞噬我們,就像吞掉馬鈴薯一樣。」Ryley只能擠出微笑:「很高興見到妳。」這樣的語句與反應讓人想到Charlie Kaufman的作品,如《王牌冤家》或《我想結束這一切》,那種哲學式的語言與奇異對話總讓人介於思考與困惑之間。

《Amelia’s Children》不太可能成為主流恐怖片的口碑黑馬,它沒有《Barbarian》的血腥震撼,也不像《Castle Freak》那樣直攻恐怖核心。它更像是一場關於家庭、血緣與錯認的心理遊戲,在喜劇與驚悚間精準搖擺。如果說《Diamantino》是Abrantes對國族與性別政治的解構實驗,那這部新作則更私密,甚至帶著某種精神分析式的慾望投射與身份迷失。

觀影過程中不乏令人毛骨悚然的瞬間,例如Ryley偷聽Amelia講話時,翻譯App螢幕上竟出現一句:「她在聽。」這種冷不防的設計比起突如其來的尖叫還來得更恐怖。片中也藏著一些短促但奇妙的笑點,例如Amelia一臉正經地談論「時間」與「土豆」的關係,Ryley則努力掩飾困惑,這種近乎卡繆式的荒誕令人會心一笑。

總體來說,《Amelia’s Children》不是一部會迎合所有觀眾的作品,它不熱鬧、不刺激、不賣弄,而是以直面荒謬的方式訴說一段錯位人生。如果你喜歡《The Lobster》的冷面荒誕,或《宿怨》的壓抑不安,那麼這部電影的確值得一看;但若你偏好直截了當的驚嚇與劇情推進,恐怕會覺得這部作品太過「搞怪」。



像Ed這樣單純地踏上尋根旅程的人,其實在現實中也不罕見。就像有些人參加電視真人秀,原本只想找尋失散的親人,結果卻在全國觀眾面前揭開一段家族醜聞的悲喜劇。Abrantes很清楚這種故事的張力在哪裡,他用一種不緊不慢的節奏揭開謎底,不強行嚇人,反而更令人不安。

或許《Amelia’s Children》的魅力就在於此:它不需要高聲尖叫,也不用血肉橫飛,而是在你覺得一切都還算正常時,慢慢將你拉入一場夢境般的家庭惡夢中。而你會不禁懷疑——我真的看懂了嗎?還是,這一切本就是一場超現實的笑話?


戲劇是信仰:一場關於家庭、夢想與遺憾的溫柔追尋

 

當《Everything’s Going to Be Great》一開場,我便被逗得哈哈大笑。電影才過兩分鐘,它那種坦率直接的幽默,立刻讓我想起那些戲劇圈裡自帶戲感的老派人物——無論年齡,他們總是充滿誇張又真誠的表現力。片頭使用的是一種懷舊的好萊塢電影海報字體,營造出一種古典又滑稽的氛圍,彷彿回到那個仍相信舞台夢想能夠改變命運的年代。

故事一開始,是布萊恩·克蘭斯頓飾演的父親巴迪,和本傑明·伊凡·安斯沃斯飾演的兒子萊斯,被叫到校長室。從他們與校長的對話中,我們很快能看出這個家庭的核心價值觀:戲劇教育不僅是娛樂,它更教會孩子同理心與理解他人。當父親為兒子的行為辯護時說出:「戲劇是教人同理的藝術。」這句話既荒誕又誠懇,也成為全片對藝術與人生關係的最佳註腳。
 


這部片由曾執導《俄羅斯方塊》的喬恩·S·貝爾德導演,劇本出自《P.S. 我愛你》的史蒂文·羅傑斯之手。兩人聯手打造了一部節奏明快、筆鋒犀利的喜劇,角色也因為精準的演出與節奏感而立體生動。片中對於戲劇熱愛的描繪,讓人不禁想起艾瑪·湯普遜曾在訪談中說過:「我小時候是個戲劇迷,那是一種信仰。」這種對舞台的執著,不只塑造了她的職業選擇,也似乎透過血液傳給了她的孩子。電影正是捕捉了這樣的氣質——藝術熱情如同家族遺傳般根深蒂固。

電影裡充滿風格化的視覺細節也值得一提。每個家庭居所牆上的繽紛壁紙,角色們隨意披上的毛衣與長袍,這些不僅是服裝道具,更是性格的延伸。戲劇人總帶有一點儀式感與風格執著,就如英國演員伊恩·麥克連曾被拍到在家穿著天鵝絨長袍練習莎士比亞台詞,那份誇張中的誠意,令人動容。

電影最動人的,是家庭之間情感的刻畫。當萊斯意外撞見母親(由艾莉森·珍妮飾演)外遇,一連串情緒爆發瞬間改變了整個家庭的氣氛。這不僅是情節的轉折,更讓我們看到孩子如何面對成人世界的裂縫。在家庭關係裡,父母對彼此、對孩子的愛,往往不是同一種方式。媽媽一句:「我是個美國人,我愛錢!」正回應了爸爸對戲劇夢想的堅持,兩人之間價值觀的衝突,或許也是許多現代家庭爭執的縮影。

電影也巧妙顛覆了傳統兄弟角色的設定。通常是運動能力強的哥哥壓過藝術氣質濃厚的弟弟,但這次反過來。哥哥德瑞克由傑克·錢普恩飾演,雖然表現自然,但角色設定本身就透露出一種「我註定平凡」的自我嘲諷。這樣的安排其實更貼近現實生活中那些「背景型」兄弟姊妹,他們雖不是主角,卻成就了主角的發光。

劇情本身略顯鬆散,但也反映了角色不斷搬遷、追尋人生的節奏感。從俄亥俄到新澤西、夢想著密爾瓦基,最後落腳堪薩斯又回到新澤西。這一年多的遷徙,讓人想到理查·林克雷特《年少時代》中那種隨時間自然流轉、淡化戲劇高潮的敘事方式。在堪薩斯,角色們投靠克里斯·庫柏飾演的沃爾特叔叔,那片空曠、單調的中西部土地,最終卻成了每個人重新出發的溫床。

片中不斷出現一句話:「等我們有錢之後……」每次都伴隨一段天馬行空的幻想,像是一種用幻想取代現實的微型逃避。這種幽默其實帶著一點酸楚,讓人想起史提夫·馬丁曾說:「幻想,是窮人的投資工具。」電影以輕快節奏處理沉重主題,讓觀眾在笑聲中品出一點苦味。


結尾時,萊斯仍不斷將自己塞進各種舞台、各種人生情境中。他那份不請自來的衝動,其實就是藝術的核心——如同《慾望街車》中的布蘭琪所說:「我一直仰賴陌生人的善意。」在現實崩解的時代,靠幻想生活不是脆弱,而是一種堅強。

全片95分鐘,短小精緻,像是一齣輕盈的舞台劇:溫柔、俏皮,卻帶著餘韻。結局雖稍顯突然,卻讓萊斯那股「主動出擊創造人生」的執念變得更加動人。走出戲院的那一刻,也許你會暗自思索:或許我也能,成為自己人生劇本的導演。